楊泰順博士/中美文經協會常務理事暨中華戰略學會研究員
憲法法庭甘為權力工具引發修法動機
因憲法法庭在國會改革法案與總預算停審案展現護航執政黨的態度，在野黨強烈質疑法庭已淪為執政者黨同伐異的工具。國民黨立委翁曉玲因此提案修正《憲法訴訟法》，主張將大法官人數總額定義為「法定總額」，也就是固定為15人，以避免因法官請假或任職空窗，導致出席法官得以乾綱獨斷。此外，翁也主張，大法官決議門檻應由現行2分之1，提高為3分之2，以顯示大法官在挑戰民意機構時應有的慎重。
民進黨對此當然表達強烈反對，認為提案是｢惡意癱瘓憲法法庭｣。司法院書面報告也指出，法案若通過將｢導致大法官於可預見的諸多情形不能行使職權｣，故｢建議不予修正｣。
心而論，大法官不具民意基礎，卻對政治性議題毫不避諱，自以為享有憲法權柄便擅用名器凍結民意機構的決策，引起立院在野黨反彈，可謂咎由自取。人類首個擁有違憲審查權的美國最高法院，所以能屹立兩百餘年，便因嚴守不介入政治性議題的立場，這些民主足跡大法官不可能不懂，難道為了權位專業法理只能讓位？
藍白修法劃錯重點
民進黨對修法的顧慮，其實並非無據。將法官人數總額定為固定的15席，無異將使得缺席者等同投下反對票，且設定三分之二為通過門檻，也會使未來的釋憲案更難成立，民進黨批說會導致憲法法庭癱瘓，自有其道理。
憲法的實施必須配合現實狀況經常調整，否則百年前的見解如何適應當前的需求？但為了維持憲政的穩定與創造少數的安全感，憲法當然不宜經常修正。兩者間的拿捏，便由釋憲功能介入取捨。比較其他民主國家的行憲經驗，台灣的修憲程序已公認是難中之難，如果再提高釋憲門檻，則憲法僵化將不利於應變環境變遷，對民眾未必是福，藍白政治人物不能不慎。
整飭憲法法庭首應刪減法官人數
憲法法庭確實有必要改革，但提高釋憲門檻絕非良策，重點應著眼於憲法法庭的法官人數。1997年第四次憲法增修前，大法官人數原本為9人，修憲時各政黨也沒有增加人數的提案，但在國、民兩黨多次閉門協商後，最後階段卻突然冒出增加大法官人數的主張。換言之，大法官人數的增加當年並未經過縝密的學理探討與朝野論辯，純為特定勢力幕後操作的傑作，正當性相當值得質疑。
台灣是否需要15位大法官的憲法法庭？修憲迄今已超過20年，此一課題應可理性的評估。
美國人口3億3千萬，最高法院僅設九位大法官，根據統計該法院平均每年收到約7000件審判請求，最後能進入辯論程序的，約為80件左右(2023年為58件)。台灣人口2300萬，憲法法庭在2022年實施新制前，每年收件僅約數百件，實施新制後案件陡升至4千餘件，但去年又跌回1千3百餘件。這些案件有九成被篩除不受理，去年最後進入審判程序的僅約20件，今年九月底則僅有8件。就統計數字來看，台灣憲法法庭的工作負擔與美國最高法院相比，確實輕鬆不少，但法官人數卻比美國多了六成以上，合理性何在？
人數增加讓執政者有機會多塞認同者稀釋法庭的獨立性，如上個世紀三十年代美國總統羅斯福苦於政策常被判違憲，便曾放話要將最高法院法官增加至15人，後因法院自我收斂而作罷。當年李登輝是否基於同樣的思維而擴增大法官人數？現已無從得知，但台灣大法官人數過多已是客觀的事實，藍白不敢著手改正自然有負選民對在野黨的期許。
刪減大法官人數的困難度當然遠比提高釋憲門檻高出許多，因為前者需要修憲，後者則僅需立法院修改《憲法訴訟法》。但具理想性的在野黨絕不能以修憲困難而自我退縮，陳水扁總統任內曾以國會議員人數太多而發動立委人數減半的修憲，最後成功達陣。立委具民意基礎，且減半的學理依據狗屁不通，民進黨都敢叫陣修憲；大法官不乏恩賜酬庸，人口比例上台灣也不宜豢養這麼多大法官，在野黨若不敢說服民眾支持修憲，豈非坐實藍白真不如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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