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知識競賽的新戰線
2025年以來，科技已成為美中博弈的主戰場。從半導體封鎖到人工智慧出口管制，雙方的角力不僅改變產業供應鏈，也動搖全球科研人才的流向。知識與創新的掌握，被視為國家安全與經濟主導權的基石。
在這場競賽中，「中國倡議」所引發的科研信任危機與中國大陸的人才回流政策，正在重塑全球科技力量的分布。這不僅是一場政策對抗，更是一場制度吸引力與學術信任的較量。
「中國倡議」的陰影與信任裂痕
2018年11月，美國司法部啟動「中國倡議（China Initiative）」，原本旨在防止技術外洩與學術間諜行為。然而執法過程中出現過度針對亞裔學者的情況，引發學術界強烈批評。多位被調查的研究人員最終未被起訴，但職涯受損與心理壓力卻難以抹去。
根據斯坦福大學研究團隊的統計，自該計畫啟動以後，離開美國的華裔與大陸出身科研人員顯著增加。2010年至2021年間，相關人數從約900人上升至2600多人，增幅超過七成。即使拜登政府在2022年正式終止此計畫，其影響仍未消退。許多學者在申請聯邦經費時仍顯得謹慎，甚至選擇轉往歐洲或返回亞洲發展。
這場信任裂痕的形成，使原本以美國為核心的科研體系開始出現離心現象。對大陸而言，這反而成為吸引海外人才「回流」的契機。
人才回流潮與科研體制的再造
大陸政府自2010年代起推動「千人計畫」及地方高層次人才專案，提供科研經費、住房補貼與長期職位，並逐步建立以成果評價為核心的研究體系。據教育部資料顯示，留學回國人數從2012年的27萬人增至2023年的逾80萬人，回國比例達八成以上。
這波潮流在疫情後更加明顯。由於國際旅行受限與地緣政治緊張，不少科研人員選擇留在大陸發展。回流者不僅帶回技術與專業，更帶回科研制度與學術文化的經驗。例如部分高校引入同行評審與項目管理制度，強調研究透明度與成果轉化，試圖縮短與國際標準的差距。
不過，大陸科研體系仍存在行政審批繁瑣、資源集中化等問題。一些回國學者指出，真正的挑戰並非缺乏經費，而是學術自由與創新容錯的空間。這也是大陸在邁向科研強國的過程中，仍需面對的制度瓶頸。
科研投入的量變與質變
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資料，近年研發支出占GDP比重穩定在2.5%至3%之間，位居全球前列。2023年全國研發人員總量突破600萬人次，是世界上科研人口最多的國家之一。這一龐大的科研基礎，使大陸能在AI、量子科技與材料工程等領域快速追趕。
《Nature Index》2024年的報告顯示，大陸在基礎科學與應用工程領域的高被引論文數已超越美國，成為全球科研輸出大國。儘管外界仍質疑「論文數量」與「創新品質」之間的落差，但近年在晶片製程、AI模型與新能源技術方面的突破，顯示科研體系的結構性轉變正在發生。
科研能量的擴張，也改變了國際合作格局。越來越多的外國學者選擇與大陸研究機構共同發表論文，顯示學術界對其研究實力的認可度正在上升。
多極化的科研網絡新格局
隨著中美科技緊張升高，全球科研合作正朝多極化發展。歐盟推動「歐洲地平線 （Horizon Europe）」計畫以強化科研自主，日本與韓國加大對半導體與AI研發的補助，印度則積極發展量子與太空科技。這些政策使科研重心逐漸從單一中心轉向多個區域節點。
斯坦福全球科研網絡分析顯示，截至2024年，大陸與新加坡、德國、英國的科研合作密度已接近與美國的水準。這意味著，未來的知識流動不再受制於一國主導，而更像是一張分布式網絡。對研究人員而言，這既帶來更多合作機會，也需要在不同政治制度與科研規範之間靈活調整。
同時，跨國企業的研發策略也隨之轉變。許多科技公司選擇在東南亞或歐洲建立研發據點，以降低地緣風險。人才流動因此呈現出更複雜的「多向流」：離開美國的不一定都回到大陸，也可能分散至新加坡、韓國或阿聯酋等新興科研中心。
科技競逐背後的倫理與制度考驗
當科研被納入地緣競爭邏輯後，「人才民族主義」的傾向逐漸浮現。美國對外籍科研人員的審查仍趨嚴，而大陸在政治忠誠與學術自主之間也必須尋求平衡。若治理不當，科技發展可能淪為政治化的延伸。
真正的挑戰在於如何重建跨國信任。學術合作需要透明的經費制度、開放的資料共享與明確的倫理規範。若科研變成封閉的競技場，各國都將失去「知識共創」的長期利益。科技發展的終極目的，不應僅是國力競賽，而是人類文明的共同進步。
結語：知識流動的未來
科技冷戰讓世界看見了人才的重要，也提醒各國制度的局限。美國的優勢在於創新與自由氛圍，但若政治干預過深，吸引力將逐步削弱；大陸的挑戰則在於如何在強勢的體制框架下，維持科研多元與創造性。
未來十年，全球科技力量的重構將不再以單一國家為核心，而是一場以信任、制度與開放為基礎的競爭。誰能讓人才自由流動、讓知識跨越邊界，誰就可能在這場無形的知識戰中勝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