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性仁/中國文化大學國發大陸所副教授
中國共產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 2025 年10 月20日 至 23 日在北京召開。該會的主要議程主要是審議制訂「第十五個五年規劃」（2026‑2030年）建議，具有方向性、代表性以及前瞻性；此外四中全會具有承上啟下之關鍵意義，至於外界關注的面向更廣，舉凡經濟情況、人事集中拱穩定等，值得深入研究。從中共歷史上來看，四中全會常稱爲政治格局發生重大轉折的節點，從1979年以來的幾次四中全會，不僅重塑領導層的權力架構，也影響中國社會的發展方向。
從2014年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且強調「黨的領導是依法治國的根本保證」。 2019年面對中美關係緊張以及香港抗議運動的挑戰，十九屆四中全會強調「制度自信」，向內部傳遞穩定訊號，向外部展示體制優勢，進一步鞏固習近平的領導核心地位。
中共中央政治局早在今年七月底召開會議，決定將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五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稿提請二十屆四中全會審議。 會後公佈通告稱，中國「發展環境面臨深刻複雜變化，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但與此同時，「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長期向好的支撐條件和基本趨勢沒有變」。
對此首先，就思想來說，四中全會將「習近平思想」作為旗幟，強調「舉旗幟、畫藍圖、修框架」三大任務。特別是強調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等為核心導向，足見團結在人及理論對中共來說是最重要的事。
其次，中國大陸在內外情勢的考驗下，面對內外部環境複雜、多變的情況下，會議強調中國經濟「基礎穩、優勢多、韌性強、潛能大」的長期判斷。外界關注大陸的經濟發展，確實大陸經濟有些問題，像是財政與貨幣政策，四中全會提出採取積極的財政政策、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加快政府債券發行使用、支持科技創新、小微企業、內需消費等。因為大陸當局控制不了外部的舉措，只能從自身控制的內需方面著手。另外市場普遍關注「反內捲」、「科技創新」、「人民幣國際化」等議題，這也是四中全會的重點。
可以看出四中全會從內外兩面著手，對內方面消費內需，深化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擴大服務消費，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對外方面強化高水準對外開放、穩住外貿外資基本盤。這些都是對現在環境的一種因應，可以從四中全會看出。
就大陸發展的機會來說，制定「十五五規劃」可提供未來5年（2026–2030）政策路，有利於企業、地方政府、投資者的可預測性，世界對於中國大陸的理解也有路徑和方向來依循，這是大陸發展的機會。我們可以從來子外部環境壓力下，大陸當局必然強化內需、服務消費、建設統一大市場是調整經濟結構、減少對外部依賴的一條方向。而科技創新、促進對外開放，也極有可能幫助中國大陸中長期競爭力提升。
總之，二十屆四中全會聚焦十五五，會議內涉及經濟制度和治理體系，不僅是五年規劃，展現中共黨國頂層設計的特色，此時此刻大陸當局更強調黨的領導、統一的思想指導的重要，足見團結對於中共來說是非常重要的事務；從四中全會理解到儘管中共官方表態韌性強，但經濟增長放緩、外部環境變化大，使得政策落實難度高，這是非常嚴峻的考驗。而十五五規劃如何使地方可操作、並有效落實的政策機制，無疑是一大挑戰。外在存在的變數，包括外部環境不確定性，舉凡中美關係、貿易摩擦、科技封鎖、全球經濟不穩定等因素，皆會影響中國大陸十五五所設定發展目標。真正的思考在於如何在強調黨的集中領導與頂層體制設計的同時，又能兼顧市場經濟中企業與民間活力？這確實是政策實施的難點。
對台灣方面來說，對台政策仍是朝向穩定和平統一進程的強調，台灣必須理解及體會北京相關政策變化，對台灣與國際社會來說，理解四中會議所傳遞的信號，有助於外界評估中國大陸未來發展方向。此次四中全會，看出中共中央對未來中期發展的重視，既是制度性的規劃藍圖，也是具體性政策操作；從「習近平思想」到「十五五規劃」的制訂，都不脫強調內需、科技、開放的經濟調整，其內涵豐富，方向清晰。至於外界所關注在中共黨內人事調整，並籍此推測中共領導人習近平是否會為其接班人做出某種安排，與大陸當局所要傳達的訊息有一段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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