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美中國問題專家鄧聿文日前投書《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以《中國保守派的終結》（The End of China's Old Guard）為題發表專文，分析為何黨內元老無法如過去般發揮影響力。他示警，一個依賴僵化官僚規則和強大個人領導融合的體系，比依賴不成文權力平衡的體系要更脆弱，因為領導人不再受到實質性制衡，這將加劇誤判的風險，可能將可控的挑戰變成系統性風險。
鄧聿文在文中指出，過去一年，關於習近平的謠言在北京甚囂塵上，一些消息人士聲稱，習近平已失去實權並被邊緣化。另一些人則說習近平健康狀況惡化，甚至稱已出現替身，而真正發號施令的是一群黨內元老。還有一些故事想像出一個不太可能的聯盟，如曾掌握權勢的自由派和解放的保守派將領正在聯手對抗習近平、甚至設法取代他。
鄧聿文指出，威權體系中，特別是在重大政治事件前夕，這類光怪陸離謠言非常普遍，如剛落幕的中共20屆四中全會為中國大陸未來5年的發展方向定調，但誰握有實權以及如何做出決策的明確信號卻很少，北京的權力場於是成為各種猜測的沃土。
鄧聿文進一步指出，所有謠言的共同點，都是一群強大的黨內元老，他們能接觸到內部消息，這些領導人和高級幹部通常已從積極的政治角色中退下，但在幕後仍具影響力，仍擁有足夠的權力來左右習近平，並塑造大陸政治走向。
這種特定的觀點之所以受到關注，部分原因是這些元老級政治家在中共歷史確實發揮核心作用。對習近平統治感到幻滅的公民抱持著希望，期待這群隱藏的仲裁者能夠挺身介入，就像鄧小平在1970年代引導大陸遠離激進政治，並在1990年代否決更保守的領導人，堅持實行市場導向的經濟改革一樣。
然而，鄧聿文直言，在今天的中國大陸，元老們已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他們的權力。因為習近平系統性地拆除了元老們過去賴以運作的影響力渠道，包括任命人事能力以及他們在軍隊內部的關係。此外，現今的這批黨內元老並不擁有第一代元老從參與共產主義革命中贏得的道德權威，原本應當取代黨內元老地位的制度性權力制衡，也沒有發揮過去元老們的約束力，使得習近平在黨內幾乎沒有任何力量能對他進行制衡。
回顧毛、鄧時代
在中共統治大陸的頭30年裡，毛澤東擁有無可匹敵的革命地位、對軍隊和宣傳系統的牢固控制，以及對黨的等級制度的掌控，他是至高無上的元老政治家。然而，在毛澤東於1976年去世後，中共面臨著領導層真空。那些與毛澤東一起經歷過戰爭和政治動盪，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清洗或邊緣化的幹部，最後回到了政治中心。這些領導人包括鄧小平、陳雲以及中國人民解放軍開國元帥葉劍英。
鄧聿文說，這些元老的權威源於資歷和他們對共產主義革命的直接貢獻。他們不僅是領導人，也是國家創始人。他們擁有強大的庇護網絡，包括與軍隊的深厚聯繫，甚至能夠定義黨的官方敘事與重要政策。為了正式確定他們的角色，在鄧小平的倡議下，中共在1980年代成立了中央顧問委員會，一種類似上議院的制度化平台，讓元老們得以影響人事和政策決策：由中共領導人選擇中顧委成員，成員資格則限制在長期為黨服務的資深官員。
然而，鄧聿也指出，元老們真正的權力在於他們如何利用其不可動搖的權威，在中共政治體系其餘部分的非正式空間中發揮作用。這些元老們私下諮詢主要官員、軍事指揮官和高級官僚，以指導他們的決策，有時也暗示他們的不滿。
他們也會在關鍵時刻發表公開聲明，以影響現任領導人，包括關於誰應該領導黨以及他們應該推行什麼政策的辯論。1979年包括鄧小平在內的第一代黨內元老就對華國鋒堅持毛路線感到不滿，最後將毛澤東選定的這位接班人排擠下台。十年後，這群元老又支持對天安門廣場抗議者動用武力，這些都是元老實際權力的最佳體現。
元老衰落的終點
鄧聿文分析，賦予這些元老權力的條件，最終也導致了他們的邊緣化。他們角色的出現是為了在從毛澤東的個人統治到更集體式的領導風格的過渡期間提供平衡。在那個過渡階段（約從197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元老透過制衡最高領導人的權力來穩定大陸政治。他們設法阻止危險的政策實驗，或罷黜那些追求錯誤優先事項、或者未能認識到政治風向已變的領導人。
然而，隨著共產中國的革命世代逐一離世，後續的元老並沒有相同歷史聲望或軍事影響力。黨內元老的第二代和第三代主要都是退下來的高階官員，他們的權威來自過去擔任的職位、而非革命資歷，中央顧問委員會也在1992年悄然廢除。中共領導人為幹部設立明確的任期限制和退休年齡，讓那些在卸任後仍希望保持影響力的領導人也受到限制。
鄧聿文也提及，軍隊的變化進一步削弱了元老們的影響力。中共的革命世代有許多人都是軍人，他們訓練了自己的門生。但是在1985年的裁軍等改革行動後，削弱了元老在軍隊裡行使權力的人際網絡。2015 年，習近平進行了另一輪徹底改革，通過將武裝部隊重組為戰區指揮部，有效地切斷了任何高級軍事領導人建立自己的連貫內部派系的能力。習近平也將權力集中在他直接控制的中央軍事委員會。
鄧聿文認為，徹底終結元老權力的關鍵，是習近平對個人網絡的系統性打擊。習近平在2012年掌權後不久發起的反腐運動，切斷了曾經連結現任和退休精英的非正式紐帶。他拆除了安全部門、軍隊以及能源和金融等戰略重要領域的幕後權力中心。
同時，習近平加強了對退休高級幹部的監督，並引入了新規定，禁止他們公開評論國家的領導人或其政策。習近平甚至將元老之間的聚餐重新歸類為潛在的政治安全事項，這意味著他們不能再自由地互相拜訪。如果元老們想影響習近平，他們的影響力途徑就枯竭了。
鄧聿文強調，在習近平時代，黨內元老並沒有從公眾生活中消失，他們仍然出現在國家儀式上，在重要會議中佔據前排座位，在被要求時發表溫和的言論，並在幕後聽取簡報。但他們缺乏權力。隨著習近平權力的鞏固和中共政治體系的自然演變，元老們不再有能力動員一個結合人事影響力、軍事影響力、程序知識和道德權威的聯盟，以一種可以嚴重制約現任領導層的方式運作。
如何制衡習近平？
鄧聿文表示，沒有了有權勢的元老，中共的黨國體制必須依靠其他機制來制約最高領導人。一個更制度化的官僚體系，或許可以透過讓決策經歷漫長的正式程序，減緩決策速度、甚至抵制領導人的突發奇想。例如，一些大學和研究機構抵制習近平將他們的校園遷至河北雄安一個全新的、未來派大都市的嘗試，該項目的進展遠比最初計劃的要慢。
而塑造國內政治的外部衝擊，如財政壓力或貿易壓力，可以限制領導人的選擇。然而，這些制衡機制都沒有像元老干預那樣直接、迅速或有效地平衡個人權力。因為過去的元老跟現任領導人往往平起平坐，甚至江澤民就在交棒胡錦濤後，把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人數從7人增加到9人，並且直接安插了自己的人，有效地鞏固了自己的權力。
鄧聿文續指，黨內元老在今日大陸已失去權力，習近平政權的穩定不是透過橫向制衡，而是透過垂直單向的權力關係來維持。官僚機構可以拖延習近平的指示，但不能否決它們；經濟官員可以提出建議，但不能強迫領導人改變方向；將軍們可以表達關切，但不能公開異議。
鄧聿文認為，元老政治雖然不透明，但權力的對稱性使得其他政治菁英能與最高領導人平等對話、坦率討論黨所面臨的問題。過去中共內部相對平等的審議互動，現在更像是一條資訊向上流動、命令向下傳達的管道。
鄧聿文認為，當元老失去制衡的權柄，黨內也沒有其他制衡機制，只剩下外部壓力，主要是美中競爭和對抗的影響，能夠顯著限制習近平的權力。像是川普激進的關稅和出口管制，迫使習近平調整經濟策略、分散大陸的貿易夥伴、甚至接納有助於實現技術自給自足目標的國內民營企業。高失業率和金融脆弱性等內部壓力，或許也能對習近平的政治目標造成影響，但是到目前為止，內部壓力僅僅減緩而非阻止了他的政治議程。
總體而言，習近平的決策正變得更加孤立，因為他越來越依賴一個緊密的親信小圈子，這加劇了誤判的風險，可能將可控的挑戰變成系統性風險。許多觀察家也都注意到中共元老已經失去權力，並將此視為習近平鞏固權力的一個註腳。
但鄧聿文說，中共元老政治的消逝遠比一個註腳的影響更為深遠，因為一個依賴僵化官僚規則和強大個人領導融合的體系，比依賴不成文權力平衡的體系要更為脆弱，因為領導人不再受到實質性的制衡。即使習近平之後的領導人再次尋求集體統治，黨內元老也將缺乏權力制衡所需的崇高地位或人際網路。
鄧聿文表示，在這個遠離革命的「黃金時代」，大陸必須寄望那些不完美的替代方案，甚至是一些好運，來發生制衡習近平的效果，在危機失控之前踩下煞車。
作者鄧聿文曾在中共黨媒擔任記者與副編審，但他也因為批評胡溫體制（胡錦濤、溫家寶）等言論遭到取消署名權，最後遭停職。鄧聿文2018年移居美國，並持續觀察與分析大陸政治，並於2023至2025年擔任歐亞集團（Eurasia Group）的中國政治顧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