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美國在委內瑞拉採取強勢行動、全球地緣政治板塊持續位移，國際秩序正加速進入重組階段。大陸知名政治學者、政府顧問鄭永年在《南華早報》發文指出，世界並非滑向無序，而是進入一個「封建化」的重建過程：大國各自劃定勢力範圍，小國外交空間被壓縮，而真正左右秩序走向的，仍是少數核心強權之間的互動。
在這樣背景下，他強調，中國的選擇不是推翻或另建一套新體系，而是「不另起爐灶」，持續利用並承接仍具價值的西方主導秩序，特別是自由貿易制度。這條路成本更低、風險更小，也更具長期韌性，尤其在台灣、南海等核心利益議題上，中國更需以主權為底線，巧用硬實力與軟實力並重。
川普回歸「後院政治」 從門羅到「唐羅」
鄭永年指出，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二任的戰略調整非一時衝動，而是反映美國國內在國家安全戰略層面已形成廣泛共識。其核心有兩方向：一，鞏固西半球影響力，將拉美重新深度納入美國勢力範圍，把「後院」問題視為國家安全「內政」的一部分；二，推動「離岸平衡」（offshore balancing），逐步從歐洲、中東與東亞等長期過度投入的地區收縮，減少直接承擔維持全球秩序的成本。
他形容，川普正把19世紀的「門羅主義」（Monroe Doctrine），升級為帶有個人烙印的「唐羅主義」（Donroe Doctrine），將美國從「全球秩序維持者」，重新定位為以本土與西半球「後院」為核心的區域強權。
鄭永年說，美國長期未能真正推動拉美發展，導致該地區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脆弱、社會高度撕裂，極端親美與極端反美勢力並存；同時，毒品、非法移民與人口販運問題又不斷反噬美國本土。「從這角度看，川普對拉美的強硬介入並非全無邏輯，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會容許自己的『後院』長期成為負擔。」
在他看來，川普作為商人型領袖，行動導向強，說了就會做，並傾向以結果為導向調整戰略：既非真要把拉美變成對其他國家完全封閉的「禁地」，也不是回到冷戰時期那種全球性帝國擴張，而是要牢牢掌控議題與遊戲規則的主導權。
委內瑞拉：新殖民主義與「封建化」秩序的縮影
談到委內瑞拉領導人馬杜洛（Nicolas Maduro）遭美方強勢帶走一事，鄭永年直言，這是對國家主權的公然侵犯，中國也已提出嚴正抗議並要求釋放。不過，他強調，這起事件也是當前國際秩序「封建化」的縮影，變化主要發生在三個層次。
第一層，是大國之間的博弈。
世界正出現由美、中、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等主導的實質性權力分區，圍繞各自「勢力範圍」展開角力。大國推動結構性變遷，小國對大局實質影響有限。鄭永年說，在美國右翼智庫話語中，世界「三分天下」構想已公開討論，而普丁實際上比川普更早朝此方向行動。
第二層，是大國與小國之間關係的重塑。
聯合國憲章早就寫明「國家一律平等」，但在現實權力政治中，小國若頻繁借助一個大國去挑戰另一大國，往往最終淪為犧牲品。「如果一個小國一再利用遠方大國去刺激、挑戰身邊的大國，這種做法玩到極限之後，必然會付出代價。」他提醒，這對亞洲、拉美小國都具警示意味，尤其台灣周邊情勢值得警惕。
第三層，是區域秩序與全球秩序的重新校準。
美國從戰後的「全球性大國」逐步退回「主要區域性大國」，其在歐洲、中東、東亞等地的收縮，將在當地製造權力真空與動盪；而對拉美的「再嵌入」，又會在西半球引發新的權力重組。
鄭永年形容，這是一種「新型新殖民主義」：不同英國帝國時期輸出龐大官僚機器，今天的美國更多是透過關鍵人物與核心資源加以控制。如外界盛傳美國國務卿盧比奧（Marco Rubio）將成為形同「委內瑞拉總督」的存在，而華府則計畫長期掌控委內瑞拉石油銷售收益，這些做法都反映新殖民模式的輪廓。
他指出，從歐洲的波蘭，到中東的土耳其，再到拉美右翼政權，許多「區域諸侯」正各自擴張影響力，國際體系因而出現類似中世紀歐洲的「封建化」傾向：沒有單一主導秩序，而是多個大國主導的區域小秩序並存。
中國不是零和玩家 拉美仍留有博弈縫隙
對外界兩種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認為美國正力圖打造一個「排除中國」的西半球單極體系；另一種則認為委內瑞拉事件會刺激拉美國家追求戰略自主、加速靠攏中國——鄭永年都持保留態度。
他直言，拉丁美洲並未因這次危機變得更自主，反而在安全與經濟上對美國的依賴更深；而拉美各種區域組織林立，卻始終未能形成真正一體化的政治力量，「戰略自主」在多數情況下仍停留在理念層面。
同時，他也不認為美國會把拉美變成一個對外完全封閉的「美國後花園」：「美國本質上仍是資本主義體系，美國資本不會只停留在南北美洲，仍會流向中國與歐洲。」在他看來，若華府真要將中國企業徹底排除出拉美市場，北京在東亞完全可採取對等反制，「那將是雙方都無法承受的局面。」
在拉美議題上，他反覆強調兩點：
一是中美關係在這地區仍有談判與交易空間，拉美不會也無法被完全「封死」成任何一方的獨占勢力範圍。
二是中國在拉美的存在，主要是貿易、能源、農業與基礎建設上的互利合作，「一帶一路」從來不是一個以排他性安全聯盟為目標的地緣政治計畫，也沒要求參與國在中美之間選邊站。
他指出，拉美右翼政權的經濟與社會菁英，與美國本就有深厚利益連結，在國有化政策下被沒收資產，也成為華府出手委內瑞拉的誘因之一。但即便右翼再壯大，「對中國的影響不必誇大」，因中國提供的龐大市場、基建與需求結構，短期內難以被美國取代。
在更宏觀層面，鄭永年認為，中美事實上已呈現「G2」格局。川普在去年釜山峰會前公開使用「G2」概念，並非偶然；如果兩國能在互相承認彼此實力的前提下管控分歧、擴大合作，「還能成就很多事情」，反之則可能走向「相互毀滅」的路徑。
國際秩序走向封建化 中國刻意不「另起爐灶」
鄭永年認為，戰後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制度「並沒有消失，但已和現實世界越來越脫節」。根據國際公共財理論，主導建立國際規則的始終是大國，小國多數是「搭便車者」。國際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弱國的重要工具，但強權往往凌駕其上，歷史上一再如此。
在他看來，今天世界的關鍵變化是：不再存在一個單一「世界秩序」，而是美國、俄羅斯、中國等大國各自在自身勢力範圍等範疇內，形成各自的「小秩序」，並在邊界地帶發生摩擦與博弈，「所以我才說這是一種『封建化』，像許多諸侯各管一方。」
然而，他強調，這並不意味著中國要另起爐灶，去建立一套與現有體系徹底平行、互斥的「中國秩序」。「聯合國體系和世貿組織（WTO）雖然弱化，但西方主導秩序中仍有很多對中國有用的部分，特別是自由貿易和多邊經濟合作安排。」
他指出，自由貿易理念本來起源於西方，由美國長期推動，但美國因內部政治與社會壓力選擇逐步拋棄；中國則在改革開放與全球化浪潮中成為自由貿易的最大受益者之一，如今反而成為最堅定捍衛者：「中國沒必要推倒重來，不『另起爐灶』，而是把還有用的西方制度接續起來，這是一種非常聰明、成本也比較低的做法。」
他強調，中國雖然在台灣與南海問題上十分堅定，但這屬於主權與核心利益範疇，而非企圖把西太平洋變成「排他性的中國勢力範圍」。「中國沒有要加入那種重新瓜分世界的遊戲，更不會喊出『亞洲是亞洲人的』這類口號。中國的利益是全球性的，會繼續向外開放，不追求那種讓其他國家安全不安的地緣政治布局。」
台灣安全警示 中國需「天下觀2.0」護核心利益
面對外界把美國在委內瑞拉行動，與台灣潛在情勢類比，鄭永年認為需要嚴格區分。他說，美國過去在巴拿馬前領導人諾瑞加（Manuel Noriega）身上也做過類似行動，這類「斬首行動」非新鮮事，「這次的確是效率極高的一次，美國內部把它視為『完美行動』，和卡特（Jimmy Carter）時代伊朗人質營救失敗形成鮮明對比。」
不過，他強調，台灣問題本質上是「中國人之間的問題」：「我們長期堅持『中國人不打中國人』，政策上是防止台獨，同時追求『一國兩制』框架下的和平統一。」在戰術層面，理論上任何選項都會有人評估討論，包括「斬首」這類極端手段，但關鍵在於「是否真有可行性、是否真的能成功」，更重要的是政治與民族層面的代價。
委內瑞拉事件對台灣安全帶來直接警示：小國若一再依賴美國挑釁中國，終將自陷險境。鄭永年指出，美國對台軍售與委內瑞拉行動雖增添中美領袖互動的不確定性，但川普的權力政治導向，使其不易因單一事件推倒大局。「中美如今是赤裸裸的權力政治，互認實力，抗議是日常，合作照常。」
他呼籲中國升級「天下觀2.0」：傳統儒家「止戈為武」與核不先用政策，強調軟實力，但全球利益擴張需硬實力支撐。歷史教訓顯示，1820年中國GDP世界第一，1840年卻敗於英國，顯示軟實力需硬實力來支撐。對美貿易戰四輪勝利，已贏得尊重。他說，「尊重來自鬥爭，巧用硬實力護核心利益，同時顧及其他方。」
在中美關係層面，鄭永年認為，今天的中美更多是赤裸裸的「權力政治」，而不是冷戰式意識形態對抗。川普作為一個以力量和利益為核心的政治人物，其行為模式與較意識形態化的拜登（Joe Biden）或傳統兩黨精英不同，「某種程度上，川普式的權力政治人物，反而不容易因價值之爭把關係推向完全破裂。」
他指出，中美之間一方面在台灣、科技、軍事等議題上激烈博弈，另方面貿易額仍維持在數千億美元規模，雙方領導人在釜山會晤時也把經貿關係視為雙邊關係的「穩定錨」。問題在於，當前政治互信偏低，太多議題被過度安全化，一旦一切都被視為「國安問題」，正常商業與合作空間就會被擠壓。
至於未來，他預期，中美關係既不會回到冷戰後單極時代的「美國領導—中國融入」，也難走向全面脫鉤與對撞。「鬥爭與合作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沒有鬥爭就不會有真正的合作；有了合作做基礎，鬥爭才不至於演變成整體崩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