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云湘/政策與戰略研究員
每年 2 月 23 日，談及松山空襲事件，總是會出現「究竟是誰轟炸了台灣」的爭論。情緒往往先行，立場迅速分化。然而，比史實本身更值得釐清的，或許是我們如何理解當時台灣的身分與戰略位置。
1938 年 2 月 23 日，中華民國空軍與蘇聯航空志願隊，對松山機場發動空襲。從今日回望，那是一場發生在台北上空的戰火記憶；但若回到當時的國際局勢，則必須承認另一個背景：1938年的台灣，在法理上屬於日本帝國版圖，並已納入其對外作戰體系。
戰前與戰時的台灣，並非單純的農業後方。舉例來說，松山機場本身即為軍事設施，負責軍機運用與支援；岡山的海軍航空廠承擔戰機維修任務；高雄的鋁業工場供應飛機製造所需原料；全島機場與飛行設施密度居西太平洋前列。這些條件，使台灣在日本南進戰略中具備實質功能。
若從軍事邏輯觀察，對敵對國家的航空設施進行打擊，屬於戰爭行為的一部分。1938 年的松山空襲，出動規模有限，目標集中於機場區域，其性質更接近戰術性打擊與戰略宣示，而非無差別毀滅。這樣的判斷，不是為任何一方辯護，而是回到當時戰爭的基本結構。
爭論之所以反覆出現，往往源於一種身分錯置。今日的我們，是中華民國國民；但 1945 年以前，台灣在國際法上的地位屬於日本帝國。當年的青年有人被動員赴前線，有人投入軍需生產體系。若以今日的政治認同，直接投射至當年的歷史場景，便容易忽略戰爭當下的法理與現實。
理解這層背景，並不意味著否定平民的苦難。戰爭從來不是抽象的戰略圖像，而是落在城市與家庭之中的真實創傷。紀念空襲，是為了記得那段歷史的代價；但在哀悼之餘，也應避免將其簡化為單一受害者。當年的台灣，同時是被轟炸的土地，也是日本帝國戰爭體系的一環，這種雙重性構成了歷史的複雜面貌。
歷史閱讀最困難之處，在於我們總帶著現代的靈魂，走進不同時代的軀殼。若忽略當時的身分與位置，只以今日的情感評價當時的戰爭行為，便容易產生錯位。
在紀念 2 月 23 日之際，或許我們該走出去脈絡化的受害者情緒，正視台灣曾作為帝國戰略基地的複雜過去。唯有當我們不再以「時空旅人」的姿態逃避歷史事實，才能建立起真正屬於台灣人的歷史主體性。
理解當年台灣在戰火中的座標，不是為了重寫立場，而是為了確認位置。歷史不會因為認同的改變而改變，它只提醒我們：每一個時代，都有自己的身分與選擇。或許，真正成熟的紀念，不在於情緒的延續，而在於對那個時代處境的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