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在2025年民進黨政府甫達成非核家園目標及核三廠延役公投未通過後，短短不及一年時間，總統賴清德宣布評估核二、核三廠在安全評估無虞後延役，政策急轉彎令人瞠目結舌，是昨是今非抑或是朝令夕改？顯然核能供電或非核家園目標已非意識型態問題，而是具體涉及環境永續及經濟增長、民生生活刻不容緩議題。
目前台灣的能源結構，大致呈現「化石能源為主、再生能源逐步提升、核能逐步退出」的格局。依近年統計，天然氣約占發電比重約40%至45%，燃煤約30%至35%，再生能源約15%至20%，核能則已降至5%左右甚至更低。在2025年達成非核家園目標後，台灣已無核能發電。
儘管2025年之後，台灣在制度上邁向非核家園目標，但在現實上是否「真正沒有核電」，仍高度取決於是否有啟動延役政策必要性與能源安全壓力。由於台灣仍高度依賴進口能源，能源自主性偏低。近年雖未出現長期系統性缺電，但仍曾發生區域性停電事件，顯示電網韌性與備轉容量仍面臨壓力。特別是在夏季尖峰負載或產業用電大幅成長下，供電穩定性仍具有一定風險，因此政府持續強調強化電網與增加備載容量。
特別是台灣當前經濟成長高度依賴半導體與AI產業，而此類產業具有高度電力密集特性。在短期內，透過企業自備電力與政府調度，缺電對產業運作的衝擊尚屬可控；然中長期，若電力供應無法穩定支撐產業擴張需求，將可能透過投資外移、成本上升與產能受限等機制，削弱台灣經濟成長動能。因此，電力供應穩定性不僅是能源議題，更是影響台灣產業競爭力與GDP成長的結構性關鍵因素。
近兩年台灣經濟表現呈現相當高速成長態勢。若以全年看，2024年台灣經濟成長率約4.84%，2025年約8.68%；但須注意，2024全年不全屬賴清德任內。成長主因確與半導體、AI伺服器與資通訊出口擴張密切相關，外需明顯強於內需，可說AI與晶片是最核心引擎。一般而言，若全年GDP成長率大致落在約3%至4%之間，平均約3.3%至3.7%，在全球景氣震盪與高利率環境下，仍屬相對亮眼。此一成長並非平均分布於各產業，而是主要高度集中於半導體與AI相關產業，形成典型的「科技驅動型成長結構」。
就成長動能而言，半導體與AI產業對GDP成長的貢獻度約達40%至60%。亦即每增加1個百分點的經濟成長，其中約有0.4至0.6個百分點來自晶片製造、先進封裝、AI伺服器與高效能運算等領域。特別是在生成式AI快速發展背景下，先進製程需求大幅提升，帶動設備投資與出口同步擴張，使台灣在全球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色。
從產業結構來看，半導體產業本身約占台灣GDP的15%至20%；若進一步納入IC設計、封裝測試、電子零組件與ICT應用等上下游產業，其整體影響力可擴及30%以上。這意味著台灣經濟成長已高度依賴單一產業鏈，具有「高集中、高依賴」的特徵。此為賴清德總統構思重新啟動核二、核三廠延役的政策思維。
然而，此種成長模式亦伴隨結構性風險。半導體與AI產業屬高度電力密集型產業，穩定且充足的電力供應成為其持續擴張的必要條件。若未來出現供電瓶頸、電價上升或能源政策不確定性，將可能透過投資遞延、產能外移與成本上升等途徑，削弱台灣經濟成長動能。因此，電力供應問題已不僅是能源議題，更直接關係到台灣整體GDP成長的可持續性與國際競爭力。
與此同時，再生能源發展確實面臨幾項瓶頸。首先是土地與環境限制，例如太陽能設置涉及農地、漁電共生爭議；其次是離岸風電成本較高且施工受氣候影響；最後再生能源具有間歇性，需搭配儲能與智慧電網，但相關技術與成本仍在發展階段。此外，地方抗爭與政策不確定性，也影響光電綠能投資進度。
總體而論，台灣能源政策民意可概括為「理想派、務實派、安全派」三分模型。理想派以環境永續與反核安全為核心，主張落實非核家園，強調再生能源發展與世代正義，其支持基礎多來自年輕族群與環保倡議者。務實派則關注供電穩定與經濟成本，在面對產業用電需求與再生能源不穩定時，傾向支持核能延役作為過渡性選項，以避免電力短缺與電價上升。
安全派則從國家安全與地緣政治風險出發，認為台灣能源高度依賴進口，在區域衝突或能源危機下，核能可作為穩定基載電力，有助降低系統性風險。此三分結構反映出台灣能源政策並非單一價值選擇，而是在永續發展、經濟效率與國家安全之間持續權衡與調整的動態過程。
台灣能源政策正形成「非核家園、核能延役與新核能（SMR）」三路競爭格局。首先，非核家園代表以再生能源為核心的轉型路線，強調環境永續與風險治理，但面臨供電穩定與備載能力不足的挑戰。其次，核能延役屬務實調整策略，在既有機組安全評估下延長運轉年限，以作為能源轉型過渡方案，兼顧低碳與穩定供電，但仍受核安疑慮與社會信任限制。
最後，新核能（如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則被視為潛在折衷選項，強調安全性提升與彈性部署，惟技術成熟度、成本與制度規範尚未明確。三者之間形成「價值（非核）、現實（延役）、技術（SMR）」的政策競合關係，未來政策走向將取決於能源安全壓力、社會風險認知與國際技術發展三重因素的交互作用。
然而，在制度現實層面，台灣要「完全非核」或維持非核家園目標有其困難。取決於三項關鍵變數。首先是否啟動延役政策，既有核電機組是否透過修法或行政決策延長運轉年限。由於核電具備低碳與穩定基載特性，在供電壓力上升情境下，延役往往成為最具可行性的短期選項，但同時也面臨核安疑慮與社會信任問題。
其次是能源安全與供電壓力，包括產業用電成長、再生能源間歇性以及天然氣進口風險等因素。若備轉容量不足或發生區域性停電，將強化社會對核能的需求，進而動搖非核政策。最後是新核能技術發展（如SMR），其被視為兼顧安全與彈性的潛在替代方案，但目前仍受限於技術成熟度、成本效益與法規建置，短期內難以全面取代傳統核電。然而，美國川普政府大力推動SMR確可能對台灣能源政策形成間接壓力。若美國將SMR納入供應鏈與戰略合作框架，台灣在「聯美抗中」戰略及平衡對美貿易順差目標的考量下，確有評估導入之可能，此頗值得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