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無黨籍原住民立委高金素梅因涉嫌詐領助理費、育嬰津貼、補助款，以及疫情期間輸入中國大陸製快篩試劑等案，遭台北地檢署依《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詐欺取財罪及醫療器材管理法等罪起訴，並被求刑12年6月。一位從政二十多年的資深立委遭求處重刑，消息一出，媒體輿論頓時一片嘩然。
高金案最值得關注處，它不是單純的個人司法案件，也不只是一起助理費爭議。當一位長期深耕原住民選區、具有全國知名度的立法委員遭求處重刑，社會看到的不只是法律問題，更是政治訊號的傳遞。
起訴不是定罪 求刑不是判刑
高金案目前仍在起訴階段，尚未經法院一審判決。起訴書不是判決書，求刑也不是刑期。法治社會最基本的原則，就是在法院判決確定前，仍應尊重無罪推定。
現實政治卻不等法院慢慢審理，案件才剛起訴，輿論卻已急著定調。司法程序原本應該冷靜、嚴謹、重證據，但一旦案件牽涉政治人物，尤其是在野或非執政核心人物，往往很快被放進政治戰場。真正可怕的，不只是判決結果，而是審判尚未開始，社會評價已經先被摧毀。
快篩爭議碰到疫情記憶
高金案最引發爭議的部分之一，是疫情期間輸入中國大陸製快篩試劑。檢方認為，高金團隊利用當時開放「個人自用」進口快篩的規定，透過大量人頭名義申請輸入中國製快篩試劑，再集中調度發放，涉嫌違反醫療器材管理法。
從法律角度看，程序是否合法，當然應由法院審理。快篩屬於醫療器材，輸入國內必須遵守食藥署規範，這一點沒有爭議。問題在於，法律看的是程序是否合法，人民記得的卻是當年到底有沒有快篩試劑可用。
疫情嚴峻時，疫苗與快篩雙雙短缺，原住民部落的防疫資源更是嚴重不足。高金團隊雖非自用，卻是將快篩送往部落、教會、學校、文健站等基層據點。其目的若是協助族人防疫，而非藉此牟取個人利益，那麼這件事在動機與結果上，就與一般以獲利為目的的違法輸入有所不同。
或許當時更妥當的做法，是先向主管機關報備，以專案或一次性方式申請輸入，避免踩到醫療器材相關法規的紅線。若程序確有瑕疵，自應依法檢視；但把疫情期間的救急行動放進重刑求處的整體脈絡裡，人民自然會問：比例原則在哪裡？
類似案件不是沒有前例
類似爭議並非沒有前例。民眾黨前中央委員張凱鈞曾因疫情期間自中國輸入大量醫用口罩，遭檢方依違反藥事法起訴，最後法院判決無罪。這個案例至少提醒社會，防疫物資短缺時期，法律規範、行政管理與民間救急行為之間，本來就存在值得討論的灰色地帶。
高金案是否構成犯罪，當然不能直接用其他案件套用。每個案件都有自己的事實與證據。但當社會看到類似防疫物資爭議曾經出現無罪判決，再看到高金案被求處12年6月重刑，自然會質疑，司法評價是否過度嚴厲，檢方求刑是否符合比例。
尤其疫情期間，政府、地方與民間都曾設法取得口罩、快篩、疫苗等防疫物資。若今天要回頭檢驗當年的快篩輸入程序，社會自然會追問：所有類似防疫物資取得與輸入，是否都受到同樣標準檢視？還是只有特定政治人物的救急行動，被放大成重罪求刑的一部分？
寒蟬效應不是等判決才發生
立委高金素梅長期代表原住民發聲，在原住民地方政治圈具有象徵性。2026地方酒合一選舉將近，當最具代表性的原住民立委遭求處重刑，地方助理、鄉民代表、議員參選人與基層支持者都會看在眼裡。
為什麼是高金？因為她不是一般政治人物。她有全國知名度，是山地原住民立委，長期監督執政者，也經常參與兩岸交流議題。對支持者而言，高金案傳遞出的訊號很直接：連高金都能被求處12年6月重刑，其他人還有誰不能查？
所謂寒蟬效應，不一定來自最後判決，而是來自訊號。當人們開始擔心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寒蟬效應就已經發生。真正被震懾的，未必是高金素梅本人，而是她背後那一整套原住民政治人脈：地方幹部、準備投入選舉的議員參選人、助理團隊、志工，以及願意提供政治獻金或資源支持的地方人士。
訊號很清楚：今天是高金，明天可能是別人。只要手上有助理費、補助款、協會、基金會、兩岸交流或地方組織的紀錄，都可能被重新放到放大鏡下檢視。當大家開始思考「下一個會不會是我」的時候，寒蟬效應就已經達成。
高金案若只是個案，影響有限；但真正可怕之處，在於它可能成為第一張骨牌。法院還沒判，寒意已經先到；判決尚未形成，政治震懾卻已經開始擴散。
下一張可能被推到聚光燈下的骨牌
順著這個邏輯，下一張可能被推到聚光燈下的骨牌，就是馬英九控告蕭旭岑、王光慈的侵占、背信案。外界擔心，一旦案件持續延燒，偵查範圍可能不再侷限於基金會內部帳務，而可能延伸至兩岸交流、台商捐款與政治資源運作等敏感領域。到時候，媒體與側翼只要把「收紅錢」、「紅統」、「中共同路人」幾頂帽子輪流扣上去，司法案件就會立刻變成民進黨的選舉武器、媒體輿論的攻擊材料，「抗中保台」又會成為選戰主旋律。
一旦國民黨在原本有機會連任或勝選的直轄市失利，尤其是新北市這類藍營不能輕易失守的關鍵戰場，黨內檢討聲浪勢必指向中央。屆時，鄭麗文的兩岸和平路線、黨中央主導權，以及馬系政治資產之間的矛盾，都可能重新被搬上檯面。這才是高金案之外，更大的政治外溢效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