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襲鬼子，從戰術面來看，這的確是一步高招，如果好好貫徹落實它，以我軍高昂的抗戰士氣，以我軍人員數量上優勢，地理與人文熟悉的地利之便，況且還有德國顧問當我們的戰場設計師。兄弟同心，其利斷金。既有地利，兼有人和，殺殺倭寇的妖氣，趕他們下黃浦江絕非空談泛談，更不是什麼不切實際的高調，而是具體可行的好戰法。
但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張治中縱使是滬戰初期階段一位很重要，也很得蔣介石信靠的將領，但在蔣介石的行事風格與御兵御將習性之下，張氏他並不算是整個滬戰戰場總其成的總司令。按照蔣介石的舖排，御兵御將也好，國府施政也罷，人事佈局如同下棋打牌，隨他龍心聖意高興而擺佈。西安事變之後，對部屬的提防心更強，擔心有人攬權過大，尾大不掉，因而總喜歡搞層層節制，強幹弱枝，即便造成軍政組織疊床架屋，相互拉扯，效能抵消，也在所不惜。
滬戰戰場上，蔣先生起初是以張治中作為中央兵團總司令，右翼在浦東，張發奎是右翼兵團總司令，左翼兵團總司令是陳誠。換言之，前線指揮員有三大將領。蔣先生的御將之風，是讓你們人人都覺得受器重，但卻人人位高而權不重，因為蔣先生會讓他們彼此牽制，不讓任何一個人權力過大，結果使每個人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最後總綰兵符的還是老蔣莫屬。
滬戰戰場上除了二張一陳這三員大將，蔣先生還在這三個人的後面安了一個顧祝同，顧將軍好比像是套在馬脖子上的一副韁繩，蔣介石一下命令，顧祝同就勒這三大將領的脖子，隨時監督遙控。顧祝同名義是第三戰區副司令長官，下轄二張一陳，但顧祝同也不敢胡亂作主，滬戰剛開打之初，顧祝同的上面，還安插了一個蔣先生「蘭譜兄弟」馮玉祥（蔣馮當然後來是鬧翻了，但抗戰初期情誼還是很交好的），由馮玉祥擔綱第三戰區司令長官，後來華北戰情吃緊，馮被調走。馮既走，顧祝同表面是方面大員，可是顧祝同必須每天守在軍用長途電話邊上，隨時聽候蔣先生從南京或者前線秘密指揮所下達命令，顧祝同也因而成為蔣先生如影隨形的戰場分身和執行官了！
從滬戰的這一套指揮體系，不難窺測蔣先生用將領，和抓軍隊的一套原則要訣。
至於說到德國顧問，雖然德國人和蔣先生相處，時間最長的法肯豪森，亦不過只有三、四年光景，但這位法肯豪森將軍，早在來華不到一年時間，便發覺蔣先生有一個很難根治的「痼疾」:老是覺得光靠自己的力量靠不住，老是想倚賴外國，遠來和尚會唸經，外國月亮圓。問題便出在外國人跟你不沾親不帶故，人家不欠你人情，不欠你恩惠，憑什麼要拉你一把呢？這一點，法肯豪森把蔣先生看得很透。
所以，法肯豪森在1935年8月20號向蔣先生呈遞的抗戰計畫書「應付時局對策」中，已經講得很清楚，法肯豪森再三強調說：「再指出，華盛頓九國公約，實際早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則他國無力相助。中國應極盡所能保全國土，為保全國土而奮鬥，必須全力以自衛，外援或有稍許希望。」
蔣介石直至盧溝橋事變爆發一個月後，仍在日記上自言自語以軍事為外交後盾，證明遲至8月14日，倭寇兵臨上海城下，戰雲密佈之際，蔣先生仍如其「廬山聲明」所聲稱者「廬溝橋事件能否不擴大為中日戰爭，全繫於日本政府的態度，和平希望絕續之關鍵，全繫於日本軍隊之行動，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我們還是希望和平的，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蘆事的解決。」因此，當蔣先生發覺「在和平根本絕望之前一秒鐘」，上海仍有和平之「希望」，他也顧不得法肯豪森的警告「華盛頓九國公約，實際早成廢紙，中國苟不自衛，則他國無力相助」，蔣介石仍對列強干預，穿梭談判，存著不切實際的幻想。更在滬戰槍砲聲大作之際的8月18號，蔣先生日記中猶在責備美國態度惡劣，是個「毫無骨骼之國」，責備美國不過為了中國空軍誤投炸彈至租界內，便哇哇大叫，反應太過激烈。
吾人不能否認，謀國者不能太過情緒，太過一廂情願，因此，吾人絕對不難體會蔣先生抗倭鬥爭過程中謀國之忠，與謀國之難。所謂謀國之難，一如蔣先生在「廬山聲明」殷切述說的:「我們是弱國，對自己國家力量要有忠實估計，國家為進行建設，絕對的需要和平，過去數年中，不惜委曲忍痛，對外保持和平，即是此理」。
蔣先生謀國之忠，與謀國之難，體現在他既為國府之主政者，又兼為軍隊的統帥者，這兩個身份經常使蔣先生處於一種兩難煎熬境地。一方面他統領著百萬大軍，手操百萬子弟兵生命安危，但另方面他更手操著京滬地區千萬百姓身家性命之安全。張治中從前線指揮官的角度責備蔣介石，於臨戰之際，究竟是和是戰?無法當斷則斷，反而貽誤了奇襲鬼子的戎機。然而，站在蔣先生的立場，縱使外交談判難度很高，假如能在臨戰前的最後一刻鐘，抓住和平的最後一線生機，中倭兩邊談好了不打仗，能為京滬地區千萬百姓，免去一場赤地千里的兵燹之禍，又豈非是造福鄉里與國家的功德一樁?當然，以倭寇謀我之亟，以倭寇的來勢洶洶，怎麼可能兵臨城下又鳴金收兵?
（待續）
本系列轉載自王丰著《蔣介石在淞滬戰場：從忍辱到復仇》一書，已獲作者授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