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競/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
8月18日中國大陸公開發行由中共中央所批准，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所編輯之《二十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上冊。該份刊物預計收錄自2022年10月中國共產黨二十大召開後，至2024年3月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全體會議閉幕為止，此段期間內中國大陸黨政集會所決議重要文獻以及高層講話文稿內容。對於研究中國大陸黨政活動之學者專家以及專業社群來說，此等公開資料具有高度學術研究與情報研析價值，對歷史研究者來說，其重要性更是不在話下。
中國共產黨對於歷史檔案整理極度重視，目前專司其職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係正部級中共中央直屬事業單位；其係依據2018年3月《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整併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以及中共中央編譯局等三個單位，在2018年9月21日正式成立，並承接前述三個單位既有業務職責，同時對外仍維持中央編譯局單位銜稱。至於原屬前述各單位之中央文獻出版社、中共黨史出版社以及中央編譯出版社仍維持原編組繼續運作。
《重要文獻選編》為原屬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掌管業務，所有不同《重要文獻選編》皆由中央文獻出版社負責刊行，多年來其中最受人注目彙編成果包括共計二十冊之《建國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以及共計二十六冊之《建黨以來重要文獻選編》，此外還有各個不同時期諸如《十九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七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六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五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四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以及《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註：該刊收錄1978年11月至1982年8月期間內重要文獻)，再加上《改革開放三十年重要文獻選編》。
當然亦有針對特定部門與議題所出版《人民政協重要文獻選編》、《深入學習實踐科學發展觀活動領導幹部學習文件選編》、《新疆工作文獻選編(一九四九—二〇一〇年)》、《西藏工作文獻選編(一九四九—二〇〇五年)》、《金融工作文獻選編：一九七八—二〇〇五》、《民族工作文獻選編(一九九〇—二〇〇二年)》以及《新時期統一戰線文獻選編》或是《新時期民族工作文獻選編》等刊物，在此就不再逐項贅述。
在此必須指出，儘管在表面上此等《重要文獻選編》所涵蓋時期與面向相當廣泛，但只要仔細觀察，就會發現整個彙整作業卻是刻意迴避文革時期，此段歷史資料空白究竟是難以處理，抑或是不願再去揭起歷史傷痛，吾人不得而知，恐怕還要等待相當時日，等到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針對文革時期，刊行《重要文獻選編》，歷史原貌與真相才能夠更加清楚。
儘管許多評論者針對不同時期所刊行之《重要文獻選編》，都認為所選文稿主要都集中在當時執掌大權領導人，其他中央領導高層講話文稿不過點綴陪襯，顯然此種編纂方式不無造神運動嫌疑。但此乃中共黨政運作結構使然，主要黨政活動都是由當時領導核心負責主持，因此自然大部分講話文稿都是由執掌大權領導人擔綱。
至於各代領導人講話與文稿，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歷年來分別刊行過《毛澤東選集》、《毛澤東文選》、《鄧小平文選》、《江澤民文選》以及《胡錦濤文選》；換言之，針對前四代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著作、報告、講話、談話、文章、信件甚至公文批示，都出版過份量厚達好幾卷之專書。同時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亦曾為諸多被定位成老一輩革命家與後續黨政高層領導人，編纂與出版過相關專書；此亦為研究中國大陸黨政歷史重要參考資料。
不過相較於以往中國大陸領導人來說，習近平是在任時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為其發行最多專書專論之黨政核心高層領導；其中包括共計三卷《習近平治國理政》、《習近平關於「三農」工作論述摘編》、《論堅持全面依法治國》、《習近平關於注重家庭家教家風建設論述摘錄》、《習近平關於全面從嚴治黨論述摘編(2021年版)》、《論把握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論堅持人民當家作主》、《習近平關於尊重和保障人權論述摘編》、《論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習近平關於堅持和完善黨和國家監督體系論述摘編》、《習近平關於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重要論述選編》以及《習近平書信選集(第一卷)》；誠然許多資料不免在前述眾多出版品中有所重複，但若要透過各項文獻理解習近平政策理念，實在是資料相當豐富。
儘管當初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以及後續整併成立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確實具備多項語文翻譯作業能量，同時許多由前述單位所刊行之出版品亦曾被翻譯過多種語文；此外還是要提到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所刊行多份《中央文獻翻譯部編譯政治經濟辭彙英漢對照》，對於外籍人士研讀中國大陸黨政文獻來說，亦被認為相當具有價值參考資料。
但《重要文獻選編》在國際社會到底流傳狀況如何？其實只要運用《重要文獻選編》之英譯文辭(zhong yao wen xian xuan bian)或是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之英譯文辭(zhong gong zhong yang wen xian yan jiu shi)，作為網路搜尋關鍵字，就會發現在諸多著名國際社會高等院校或是國家級圖書館，讀者都可以找到中文版本或是外文版本；但其借閱狀況就無法獲知，究竟是否被研究者列為閱讀資料，恐怕都難以斷定。
其實有許多中共黨政研究者，確實曾經從《重要文獻選編》獲知特定重要黨政集會，並且從文獻中過濾出會議宗旨與議事主軸。經過對照公開資訊，中國大陸黨政媒體當時並未報導相關集會。此外亦可從此等文獻中理解掌握特定政治議題所受重視程度，並且主政高層是如何看待此等議題。對於專業社群來說，此種與公開媒體報導資訊相互對比，運用文獻資料來解讀報導意涵，確實是值得重視之研析過程。總而言之，師父領進門修行在個人，能否順利解讀《重要文獻選編》所具備情報與歷史價值，恐怕還是在於研讀資料者本身努力！
（本文轉載香港《輕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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