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畢業後就進入《中央通訊社》服務，當時東亞所畢業進入媒體的並不多。中央社有一個「匪情新聞組」，後來升格成為「大陸新聞部」。當時中央社有一個很大的優勢，就是可以直接收《新華社》的消息，接受方式是用紙條圓盤，出來的是一條條拇指寬的紙條，不是現在電腦，所以看起來很累。
1982年7月的一天，有天晚上我在值班，新華社傳來一條消息，表示當晚12點有重要消息，「請注意接收」。
那天只有我一個人值班，12點果然有消息過來。第一句話「經國吾弟」出來，我嚇了一跳，接著「南京匆匆一晤，瞬逾三十六載。幼時同袍，蘇京把晤，往事歷歷在目」。原來是「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廖承志寫給蔣經國的。最後寫道，「余當束裝就道，前往台北探望，並面聆諸長輩教益」。這當然是一件頭等的大事。
據我所知，當時國防部軍事情報局也有這樣的機器可以接收新華社的訊息，但我不知道他們呈報的管道為何。
隔天上午，中央文工會主任周應龍召開會議，他當時還兼任蔣經國祕書，我把這些拇指大小的紙條貼在一張紙上，呈給周應龍，說是廖承志給蔣經國的信。他有聽說了，但是不知道內容。他要我馬上把內容謄寫一遍。
●蔣經國回信廖承志 有兩個版本
經國總統看過後，決定要回信，執筆者就是周應龍，回應的立場當然是拒絕，不過調性比較溫和，可是這封回信後來沒有用。最後出現的回信是由國民黨黨史會主任委員秦孝儀執筆，以蔣宋美齡名義發的。信中把廖承志訓斥一頓，言辭非常嚴厲，我想這與當時的反共氛圍有關。我認為，經國先生溫和的調性後來體現在他對開放大陸探親的決定。
另外，還有一件事可能影響經國先生決定開放大陸探親。大陸在1986年拍了 一部電影叫《血戰台兒莊》，肯定了國軍在抗戰正面戰場的形象。大陸透過香港管道將這部影片送到蔣經國手裡。據我所知，大陸也收到訊息認爲經國先生看過影片後對大陸的看法有些轉變。這表示兩邊的氣氛都在改變。
回到廖承志給經國先生的信，為何在柔性回應與剛性回應之間最後選擇剛性，我認為這與當時國民黨強烈的反共情緒有關。以開放探親為例，在一次溝通座談會上，一位國安局的代表說開放探親就是鑽進統戰的狗洞，反應十分激烈，可見國民黨上層在轉變時，底層的觀念一時還轉不過來。可是經國先生到了晚年覺得應該要降低兩岸敵意，要降低敵意只能從交流著手，就是開放老兵探親開始。
●開放大陸探親前 密使赴京
台灣開放大陸探親當然不能只是單邊宣示，若大陸沒有正面回應豈不尷尬。前國民黨「陸工會」主任白萬祥告訴我，開放探親事前的確有取得大陸的認可。他本人就是那位去打探大陸對此事態度的人。
白萬祥從香港進入大陸，我們陸工會在香港有組織，但是他是在情治系統安排下進入大陸。他在北京見到國民黨革命委員會副主席賈亦斌，他是蔣經國在大陸時期的祕書。
白萬祥說，他到了北京，住在「北京飯店」三晚，足不出戶，都在飯店裡，哪裡也沒去。台灣這邊對大陸提出要求是「來去自由、既往不咎」，因為很多老兵跟大陸跟共產黨打過仗，必須既往不咎，他們才敢回去。
另外，還有一條是大陸自己主動提的，就是「提供方便」。因為大陸當時剛開放，要買個硬臥火車都很不方便。這是關於開放大陸探親的一段秘辛。
我還在中央社時接觸很多新華社的消息，我們與大陸的新聞交流也很密切。我收到新華社的資訊都會加以整理，再加上分析呈報上去，從那時起就漸漸受到李登輝的注意。
89年我還在中央社，固定會將大陸新聞彙整並分析呈報上去。64事件時，《自由時報》頭版就寫，李總統關於六四的訊息管道有軍情局、國安局、調查局、中央社大陸新聞部。那個中央社大陸新聞部負責人就是我。
「辜汪會談」時，我上《台視》作新聞分析，李登輝看到，對旁人說，那不是張榮恭嗎？表示李登輝很早注意到我。
●江八點發表前 李登輝就知道
在1995年1月30日「江八點」提出前，兩岸的密使溝通管道順暢，所以大陸要發布「江八點」，我們事前就知道。李登輝辦公室主任蘇志誠告訴我，要我在1月31日除夕時待命，有任何狀況立即通報。
我接到命令就立刻和《中國新聞社》聯絡，請他們這件事一有消息就通知我。
那天我上午就去上班，收到江八點的訊息後，我立即呈報。李登輝表示，「很重要，要重視」。既然很重要，就必須做出回應。
大年初六，李登輝宴請幕僚。96年之後，李登輝就有體制外幕僚。但是大陸政策比較特殊，大陸政策的幕僚很早就有內外圍兩層。在宴會時，蘇志誠把我拉到一邊私下跟我說，「你到北京去一趟。」
總統府知道大陸要發佈「江八點」是透過一個密使管道，但是叫我去北京沒有運用那個原來的密使管道。我只好用自己的管道、就是中國新聞社，請他們幫我聯繫國台辦。
到了北京，跟我接觸的是大陸的國台辦，由他們跟我詳細說明「江八點」的意義和重要性，我回來就做個報告。
報告交上去後，不久蘇志誠一大清早打電話過來說，報告看到了，「一字千金」，表示受到高度肯定。
我那時候還沒有參加原來的密使小組，我這次北京之行也可以算是密使之一了。
我去北京探大陸的口風，了解大陸關於「江八點」的真實用意。回來後就寫了報告。報告呈上去後，高層很滿意，要我草擬回應的稿子，這就是後來的「李六條」。
當時立法委員問國安會秘書長丁懋時「李六條怎麼來的」？丁懋時回答說是總統幕僚開了九次會產生的。
這九次會議我參加了八次，只有最後一次的府院高層會議我沒有參加，因為，我當時只是中央社大陸新聞部主任，沒有資格參加。整個九易其稿，每次開會，每次調整，都是我回去重新改寫。
●李登輝想在APEC會江澤民 被拒
「李六條」第一句話，「在兩岸分治的現實上，追求中國統一」。這句話馬英九都說不出來，只有李登輝可以堂而皇之的講。
關於江澤民提出的兩岸領導人見面的事情，李登輝當時想的是要參加「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所以「李六條」寫的是兩岸雙方領導人在國際場合自然見面。可是這個大陸不會同意。
關於「李六條」還有一點關於兩岸協商的部分。大陸提到，雙方可先就「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下，正式結束兩岸敵對狀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我們回應是，「當中共正式宣布放棄對台澎金馬使用武力後，即在最適當的時機，就雙方如何舉行結束敵對狀態的談判，進行預備性協商」。這句話我參加前八次會議都沒有的，後來我才知道這是前副總統李元簇加進去的，這是丁懋時告訴我的。這點當然大陸也不會接受。
李登輝在「國家統一委員會」發表完「李六條」之後，當時陸委會主委蕭萬長要開記者會，問我有沒有可以補充的。我總結給他，李六條的基本精神是「中國人幫中國人」。
蘇志誠第二天看到報紙打電話給我說，這句話為什麼沒有給李登輝總統，我說是我臨時想到的，蕭萬長不問我，我也想不出來。不過後來李登輝就常常講「中國人幫中國人」。
後來2019年中共領導人習近平講，「中國人要幫中國人」，這是要和「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對接。
●李登輝由統轉獨 康乃爾之行是關鍵
我覺得李登輝的統獨立場擺盪幅度很大，整個「李六條」是訴諸民族主義。其中講到「近百年來中國飽受列強欺凌」，「兩岸各自進行民權和民生建設是對中華民族最直接最有效的貢獻，讓中國人昂然屹立於世界」。我寫這些李登輝都能接受。
我們現在評價李登輝，民進黨人會說李登輝說統一那是騙人的；國民黨人也會說李登輝那是騙大陸的。但是回過頭去看，李登輝在位全程國家統一不離口，中國人身份不棄守。他在總統任內，他一直到卸任都講國家統一，中國人身份從來沒有放棄過，這個是後來台灣領導人都沒有一個做到的。
就算說李登輝在騙人，可是這對兩岸關係的穩定至關重要。
李登輝講統一，國民黨的黨政系統選擇相信。當時我做陸工會主任，我們一天到晚到處都在舉辦座談會、學術研討會、國外的宣導會都在講國家統一。如果說李登輝當時是演假戲，可是國民黨真做。
1988年，李登輝接任黨主席，趙紫陽有來賀電。這是第一次中共總書記給國民黨主席賀電。因為大陸認為李登輝曾有左翼的思想，參加過台共，他不像老蔣先生那樣跟共產黨有血海深仇，應該有機會改變跟台灣的關係。我認為這封賀電對李登輝是有影響的。
90年，李登輝出任總統，我那時候沒有參與草擬他的就職演說，這是後來才知道的一件事。原來他的幕僚給他的就職演說標題是「開創中華民國璀璨輝煌的新時代」，李登輝改了一個字。他把「國」改成「族」，變成「璀璨輝煌的中華民族」。這個現在說出去沒有人會相信。
我後來跟大陸接觸，我得知大陸知道他改這個字，大陸就放心了。
可是到了93年，他與日本歷史小說家司馬遼太郎的談話對大陸是很大的刺激。那次談話表露了李登輝的人生歷程，他站在台灣人的角度訴求台灣悲情。這個是他的思想當中的一個重要的組成部分。
他可以接受中華民族，但是他的台灣悲情意識也一直在他的心裡。這兩種思想在他心中互有升降就像蹺蹺板一樣。那個升降會受外在的變化還有幕僚的影響，例如李登輝提出的「特殊國與國關係」， 當時的中華民國主權強化小組是蔡英文、張榮豐、許宗力。我認為李登輝受那個小組的影響才有了這兩國論。
你看他後來的講話，充滿台獨思想，可是他為什麼有那麼多民族主義的表達，甚至包括國家主義的語言。我認為這個跟人一樣，我們人身體裡面都有各種毛病，但這個就看你這個毛病能不能控制，有時控制不住，身體的毛病就會出來。
我認為康乃爾大學之行是一個轉折，對李登輝的思想轉變有一些影響，因為，在他的想法裡是有跟大陸打過招呼，大陸的反應卻是這麼激烈。假如大陸反應沒有那麼強烈、全面，也許後面就不會有什麼兩國論。
可是持平地說，大陸不能沒有反應。大陸反對的不是李登輝去美國，而是李登輝在演說中提到17次「中華民國」，大陸認為這場演說充滿政治性，所以必須回應。
九十年代初，李登輝是獨是統？在黨內資深人士中仍有疑慮。一次春節之前，他宴請一整桌的上將，他向上將們說：「我們黨內一位同志到大陸去訪問，對方有人問，李登輝會不會搞台獨？這位同志表示，不必擔心他搞台獨，他還想問鼎中原！」李的這一説法，很能收攬那個年代雄心勃勃的高階軍官。而他口中的這位同志，就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