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專論】民進黨政府操弄憲政對抗民主造成憲政危機

高誓男/中央警察大學兼任教師
 
新修《憲法訴訟法》（以下簡稱《憲訴法》）於本（2025）年1月25日生效，民進黨政府遵循炮製「立法院國會改革案」，由該黨立法院黨團依賴清德總統公告批示，認有影響憲法法庭正常運作、侵犯司法權力，於23日第2度向憲法法庭提出暫時處分及聲請釋憲。這個舉動也再度受到關注，引致正反批評。然而，根據《憲訴法》，憲法法庭的大法官出席人數「不得低於10人」，目前大法官僅有8位，將無法執行審判。
 
司法審查的本質：憲政對抗民主的矛盾
 
現代民主憲政國家，國會立法權代表民意，法律（包括憲法）由多數制定，代表主權在民、民主統治；法院司法權適用法律（包括憲法），必須依法獨立裁判，以保障少數權利，此意謂憲政及法治，兩者在本質上有相互衝突之處；尤以大法官解釋憲法的司法審查權為然，從而司法審查權在學理上被稱為「抗多數機制」（counter majority）。
 
民主及憲政同為現代文明國家的重要原則，但在權力分立政府，分由不同的權力機關來行使，並根據不同的政府體制存有互異的競合或制衡關係，一個政府是否具有司法審查的制度，即影響立法與司法的關係。擁有強勢司法審查的政府，司法權不但分享立法（決策）權，也對立法權發揮強力的制衡（侵襲）作用，可能限制民主的體現；但弱勢或不具司法審查的政府，則立法權較能展現多數的民意、發揮民主的功能。Jan-Erik Lane等學者即指出，那些採行民主制且僅承認弱勢司法審查的國家，才是真正的「憲政民主國」，如英國、美國，這種司法機關也被稱為「最小危險部門」(the least dangerous branch)。
 
司法國（強勢司法審查）的危機
 
我國法制主要繼受大陸法系，司法審查機制亦然。而揆諸大陸法系國家的代表者德國，其司法審查法制幾經演變，不論就理論或實務來說，幾乎沒有甚麼審查「界限」可言，儼然已經成為強勢司法審查制度的代表，所以才有「司法國」之稱。就我國大法官釋憲近幾年的實務發展而言，較之德國也不惶多讓！唯一不同的是，我國的發展有著更多「政治化」的色彩。
 
過去8年蔡英文政府時期，執政黨完全執政並可壟斷大法官人事，大法官的解釋無一不與政府政策契合，任何對抗政策的憲法訴訟，如107年的年金改革法案釋憲，無不全軍覆沒，導致大法官立場偏頗的質疑。這種司法「政治化」的趨勢，不僅是種下今日朝野政治對立及矛盾的主因，也導致民眾不信賴的「司法國」（Justizstaat)危機。
 
《憲訴法》的前身是《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當時也是以三分之二作為可決人數門檻。2022年舊《憲訴法》上路後，才將判決的門檻調降到大法官現有總額二分之一，希望透過制度調整，提高審判效率。如今門檻又調回三分之二，且增加違憲時需有至少9位大法官同意的規定，在野黨認為，提高門檻可讓大法官判決更具正當性。就制度設計而言，兩種門檻沒有絕對的對錯，只是政策價值的取捨，即審判效率及判決共識孰輕孰重的立法裁量問題，沒有涉及是否違憲。
 
眾所周知，之前立法院上演的大法官任命僵局，一方面是總統提名人選不符合在野黨期待，另一方面也受到國會職權修法的釋憲結果影響，以致在野黨對現任大法官產生更多不信任，才透過修改《憲訴法》，達到影響憲法法庭的效果。針對目前的民主憲政風波，朝野雙方都有責任。
 
大法官球員兼裁判若對《憲訴法》解釋 是憲政危機
 
綜合前述，我國如要確立真正的民主憲政體制，建立什麼樣的司法審查制度應是重中之重。如果朝野政黨不能從理性的制度設計思考出發，而欲一味進行赤裸的政治角力，則鹿死誰手尚未可知。
 
憲訴法是大法官行使職權時所依據的法律，但當大法官審查法律是否違憲，該法律涉及大法官的權限或程序時，如大法官甘冒「球員兼裁判」之嫌，堅持適用有違憲爭議的法律做成決定，這個決定本身是否也有違憲的可能？則大法官要做這樣的宣告違憲，就不只是冒著法律上的風險，更有政治上的風險，可能進一步被立法委員報復，面臨到的政治反作用力將更大。
 
總之，就維繫民主憲政的價值而言，大法官在憲政體制中有其重要性；但若無法保持應有的獨立及中立性，並恪守適當的司法自制，就有可能侵犯代表民主的立法權；一旦再淪為政治對抗的工具，其戕害民主的後果更無法想像。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