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的3月12日是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逝世一百周年，在中華民國現在所轄境內，除了文化部舉辦音樂會以及中華郵政出版紀念郵票外，幾乎沒有政府官方的活動，剩下的紀念活動多集中在藍營。在遵奉孫中山為國父的中華民國，這樣的紀念熱度的確有幾分冷清，更凸顯台灣國家認同與歷史觀的分裂。
近日重讀2023年楊儒賓教授出版的《思考中華民國》深感，在這個紀念孫中山的日子，與其計較官方有沒有盛大的紀念活動或辯論台灣當前的認同分裂，冷靜思考孫中山在中國歷史中的意義顯得更有價值。
楊儒賓《思考中華民國》將中華民國視為一種歷史理念，作為思考的客體，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出現在中立歷史的國號，至今屹立在寶島台灣，不同於宋元明清已是過去歷史，但是中華民國作為一個在特殊歷史階段出現的國體，其建國理念與歷史傳承以及複雜多舛的國運的的確是可以當作一種概念來思考。
楊儒賓認為「中華民國」一詞可以拆分為兩個概念，一是「中華」，一是「民國」，前者是歷史傳承，說明這是一個由中華民族所建立的國家，後者是說明我們的國體是推翻地治所建立的共和體制。或許可以這麼理解：前者說明了「我們是誰」「我們從何處來」；後者則告是我們這個國家如何運作，要往何處去。
只有弄清楚「中華民國」這四字在中國歷史的完整與豐富的意涵，再去看待我們會得到一個更完整的孫中山的形象與歷史定位。由於中國國民黨在中華民國歷史上的特殊地位，自從民國29年（1940年）國民政府明定尊崇孫中山為中華民國國父後，孫中山與中華民國幾乎劃上等號，若加上孫中山與國民的密切關係，多少若有似無、有意無意地出現「孫中山、中華民國、中國國民黨」三位一體的神格形象。本文沒有試圖對孫中山除魅的用意，而是釐清國父這一概念以及孫中山與中華民國國體與歷史的關係，反而可以見到他的超越性。
孫中山在領導國民革命的重要性自不待言，許多史家並無爭議，只是對獨尊孫中山有些不平。論革命行動的英勇奉獻，孫中山恐不及黃興；論民主理念的啟迪，梁啟超也未必在孫中山之下，特別是袁世凱稱帝，梁啟超公開反袁，維護共和，也是莫大功勞。故中華民國憲法之父、政治家與學問家的張君勱就以義大利建國三傑的加富爾、馬志尼與加里波尼三人為例，認為梁啟超亦屬「建國諸傑」。
其實美國亦有「開國元勛」（Founding Fathers）的說法，但是人數莫衷一是，意見比較一致有約翰·亞當斯、 班傑明·富蘭克林、亞歷山大·漢密爾頓、約翰·傑伊、湯瑪斯·傑佛遜、詹姆士·麥迪遜和喬治·華盛頓等七人。
由國際案例的確沒有必要定於一尊，但是也沒有必要擴大牌位的數目，或要孫中山讓賢，一個生前可以把總統大位讓出的人，應該也不會想要獨佔「國父」之名。可是孫中山畢竟像華盛頓之於美國、凱末爾之於土耳其甚至毛澤東之於中共，成為一個代表型（icon）的人物，有無必要對已經被建構的歷史進行「再建構」值得商榷，重點是超越黨史的認識孫中山與中華民國之間的關係就有其意義。
楊儒賓認為中華民國的成立是追求中國「混合的現代性」與中華文化道統的繼承與轉化，就更能看出孫中山領導國民革命與創建中華民國的超越意義。
孫中山的革命推翻帝制，終結二千多前的專制皇權，建立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這不只是人類近代民主革命的一環，在近代史上，也是反帝國主義、反殖民主義、反霸權主義的先驅，而他的國家建構除了吸收西方資產階級民主理論與國家被壓迫的反抗之外，還將中國賢能政治與監察制度帶入民主運作之中，免除資產階級金權政治與假平等的流弊。
中華民國承接清帝國的龐大疆域與多元民族，是以漢人文明為主體的未有的歷史經驗，孫中山也提出一套不同於西方聯邦制與集中制的均權理論以處理中國大地上遼闊土地與多元民族的差異問題，建構中華民族共同體。
孫中山見到19世紀資本主義弊端叢生，雖然認同馬克思主義的平等理想，但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手段與思維，更多是從中國傳統的和平互助精神出發，利用政府調節達到「均富」的目標。
綜上所述，無論中華民國歷史上主客觀實踐孫中山思想程度多少，孫中山的理論體系與思想建構至今仍具有跨越時代與地域的意義，也超越中華民國之上，也是之所以對岸也推崇孫中山為「先行者」的原因之一。
孫中山作為中華民國國父當之無愧，但必須將他看作當代所有革命家與先行者的代表，他也是貫通中西、思考中華民族乃至全球人類命運的政治理論家。至此，一時一地的政權紀念與否對他而言，之於孫中山其實也就「增減無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