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弘遠/致理科技大學國貿系副教授
美國預計於2025年4月公布所謂「骯髒15國」（The Dirty 15）名單，鎖定對美國課徵高關稅、貿易盈餘龐大的國家進行管控與壓力施加。根據目前外媒報導，該名單包括中國、台灣、墨西哥、越南、印度、南韓等15個主要出口國，這一舉措標誌著川普政府貿易政策從傳統的市場導向，逐漸轉向安全邏輯主導的地緣經濟競爭框架。
對於出口依存度高、地緣風險敏感度強的台灣而言，這不僅是一項貿易訊號，更是對經貿策略與供應鏈布局的高度挑戰。台灣是否具備足夠的風險辨識能力與利益平衡機制，將決定其能否在不確定性加劇的國際局勢中穩健前行。
美國政策轉向與台灣的經貿處境
過去十年來，美國的貿易政策逐漸走向保護主義與戰略經濟安全，特別是在科技領域強化對中國的制裁與管控。此次名單的公布，雖尚未細部實施，但其背後所透露的政治訊號已非常明確：貿易不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地緣政治工具的一環。
而台灣作為高度出口導向的經濟體，與美國的貿易關係密切。2024年台灣對美出口金額達1162.6億美元，其中大多為半導體、資通訊設備等高科技產品，為美國產業鏈的重要供應者。同時，台灣亦與中國經濟往來深厚，2024年對大陸與香港出口高達1506億美元，兩者合計占2024年台灣總出口4750億美元之比例超過56%。由此可見，台灣長期處於美中經濟體系的交叉點，既要維持對美戰略合作，又難以完全脫離對中經貿依賴，身處一個結構性困難的位置。
當美方提出「不對等貿易國家」名單時，不論是否刻意針對台灣，其政策外溢效應將直接衝擊台灣的出口結構與供應鏈配置。特別是台灣企業近年積極推動「中國+1」策略，將製造據點轉向越南、墨西哥等地，而這些區域如今也被納入名單之中，顯示即便非中國製造，也難以完全避開美方對全球供應鏈政治化的邏輯。
風險辨識：從貿易措施轉為供應鏈治理壓力
要理解這一政策衝擊的全面性，必須強化對多層次風險的辨識能力。首先，傳統關稅風險可能升高。若名單導致美方加徵懲罰性關稅，台灣出口至美國的產品競爭力將面臨挑戰，尤其是電子組件與資通訊設備等佔有比重極高的產品。儘管台灣產品以高品質、高附加價值見長，但面對關稅壓力，仍難以完全消化成本。
其次，供應鏈風險可能進一步外溢。許多台灣製造業者將中低階產能轉移至越南與墨西哥，作為對中替代製造地，若美方認定這些產品仍與中國利益鏈接密切，則不排除將該等產品視為「間接中國輸出」，進而列入懲罰性調查。對於長期仰賴區域間轉單與加工再出口的台商而言，此舉將擾亂既有模式，增加不確定性。
再者，品牌信譽與政治風險也不容忽視。無論因為美國的要求或對地緣政治高度敏感，有些台灣企業必須嚴格區分自身與中國資本、技術或原料的關聯性，否則一旦遭美方質疑為中國出口替代平台將導致信任危機，更嚴重者若列入貿易管制清單，則將遭遇市場封鎖的懲罰，這也意味著未來的經貿競爭不再只是「成本與效率」的計算，而是「透明與信任」的較量。
利益平衡：在地緣夾縫中建構策略韌性
面對美方日益政治化的貿易手段，台灣必須在國家利益的多重目標間，建立動態的利益平衡機制。最重要的一點是，台灣應深化與美國之間的制度性合作，避免被單方面誤判為貿易操控者或政策受益者。近年推動的台美「21世紀貿易倡議」已成為平台雛形，未來應進一步拓展至技術協議、稅則協商與供應鏈安全合作，建構穩定雙邊互信基礎。
其次，市場多元化是避險的重要策略。長期以來，台灣出口集中於美、中市場比例過高，亟需積極拓展新興經濟體，包括印度、東協、中東與中東歐等區域。此外，應強化原產地管理制度，協助企業釐清產品製造來源、資金流與技術授權的界線，避免被美國視為違規出口替代平台。
更關鍵的是，應協助台灣企業提升自身內部的地緣風險管理能力。例如，大型代工業者已將高端產能轉至墨西哥、越南與美國，但若未同時建立供應來源透明化、品牌控管與資金獨立機制，仍可能在美方審查過程中被判定與中國產業鏈過度連結。因此，企業治理與產業政策必須同步提升，建立「源頭分流、資訊清楚、組織清潔」的整體策略。
台廠商全球布局不足以因應美國政策壓力
從實務觀察來看，近年台灣產業的全球化操作能力雖強，但面對政策壓力仍存制度性缺口。例如，台灣紡織、製鞋、五金等產業雖已將部分生產移至越南與墨西哥，但仍因原料採購來自中國、設備資金授權尚未脫鉤，而仍被視為中國產業體系供應鏈的一環。資訊產業雖將組裝外移至東南亞或南亞等地，若干關鍵零組件基於成本考量，仍以中國產品作為主要採購對象；鑑於最終市場仍是以美國為主，相關企業面臨的貿易風險不僅是技術檢驗，更具有政治審查性質。
若台灣列入美國財政部的關稅報復名單，則廠商必需要強化如：提升原產地認定與供應鏈透明等規定的自我檢視，倘若難以符合規範，恐遭到關稅懲處與採購中止。這也意謂台灣產業升級的腳步應當加速，除了採取生產地轉移的策略外，還需從產業結構與流程數據化出發，提升治理與合規能力。
面對「骯髒15國」名單所釋出的結構性訊號，台灣不應僅將其視為單一政策反應，更應以中長期戰略視角建立完整的風險辨識與利益平衡體系。政府應強化跨部會整合機制，定期發布國際經貿風險評估，並設立產業風險回應平台，協助企業適應新規範。企業則需建構多層次風險預警機制與透明營運模式，避免被政治標籤化。
同時，台灣社會也應從中道觀點出發，跳脫意識形態的綁架，建立理性討論的公共平台。透過跨界對話與政策理性辯證，才能讓我國對外經貿政策真正回歸以人民利益與國家整體韌性為本的核心目標。
（啟思平台專稿，授權梅花媒體集團刊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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