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將至時，人們總會想起當年憤懣投江的屈原，寫下「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屈原的逝世除了留下了充滿了浪漫主義的詩詞，和千百年來中國文人所堅守的士大夫精神，還通過一篇更為通俗的作品，影響過近代的中國。
1941年，有一位文壇初露頭角的詩人，感慨於屈原故事，寫成轟動一時的劇作，裡面有這樣一段至今被廣為傳頌：「風，你咆哮吧，咆哮吧，盡力的咆哮吧，這暗無天日的時候，一切都睡著了，都沉在夢裡，都死了的時候，正應該是你咆哮的時候」。
他雖然批判的是彼時國民政府之統治，卻在1937年寫下過《蔣委員長會見記》，裡面說「蔣呈著滿臉的笑容，眼睛分外的明亮...」
1966年，文革開始時，他說過讓當時知識界瞠目的一段話：「在一般的朋友、同志們看來，我是一個文化人，甚至於好些人說我是個作家，還是一個詩人，又是一個什麼歷史學家...但是拿今天的標準來講，我以前所寫的東西，嚴格地說應該全部把它燒掉，沒有一點價值」。
而此後的十幾年間，他留給世人的作品是這樣的。
「親愛的江青同志，你是我們學習的好榜樣，你善於活學活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你奮不顧身在文化戰線上陷陣衝鋒，使中國舞台充滿了工農兵的英雄形象」。
這位詩人，名叫郭沫若。
在1976年反擊右傾翻案風時，他寫下「三項為綱批透，復辟罪行怒討，動地走雷霆，主席揮巨手，團結大進軍」。
時隔五個月零幾天，四人幫被捕後，他立刻作詩一首：
「接班人是俊傑，遺志集成果斷，功績何輝煌。擁護華主席，擁護黨中央。」
郭先生若在世，看到如今台灣有媒體人前腳還為中華民國高唱讚歌，後腳說「台灣國的期待者，與中華民國的擁護者漸漸走向一致」，「獨裁是你敢講我壞話，我就把你斃掉」；曾在國民黨執政兩岸大交流的時代，執掌以「唱旺台灣 旺旺中國人」為宗旨的媒體，多次往返兩岸，在大陸受訪表示「台灣年輕人是因為對未來迷茫而恐中」，搖身一變現在卻是「黑熊勇士」時，可能會會心一笑。
成為權力的廁紙，從來都是站在屈原一流士大夫另一面的模樣。獨裁者當然不會因為你講壞話就把你斃掉，但是利用公權力卻可以讓你生不如死：無論是柯文哲被羈押，還是如今公然搜索在野黨黨部，對說「不」的聲音趕盡殺絕，在政治、社會、輿論塑造肅殺氛圍，這些對於自詡為「中立」的諸多媒體人，對於曾經位列「深藍」陣營，現在轉身投靠新的金主搖身一變「深綠」同盟來說，都看不見聽不到。他們所捍衛的也不是言論的自由，而是投靠了權力，改朝換代也屹立不倒的門面。
只是權力的廁紙，向來並不好做。位高者總是一次次用服從性測驗，來保證廁紙的品質。文革期間，郭沫若的兩個兒子被造反派打倒，而明明位列權力「紅人」，寫下無數表忠的詩句，在這個時候權力所有者依舊對他的「忠誠」不為所動。而已經貴為御用文人的郭沫若卻始終不敢開口相救，導致兩個兒子先後自殺後，他說「我是為了國家好」。
高壓之下，人總是難免給自己加些保護色。有時說些違心的話予以自保。但也總是在這個時候，看出人格的差異——諂媚逢迎甚至落井下石，還是抗爭捍衛自己信仰。
後世人們說起郭沫若，總是會將他同另一位新文化運動的領軍人胡適比較。1958年，蔣介石曾經邀請胡適參加中研院院士大會，號召「明禮義、知廉恥」，胡適現場反駁：「我們的任務不只是講公德私德，所謂忠信孝悌禮義廉恥，這不是中國文化獨有的。我個人認為，我們學術界和中央研究院應做的工作，還是在學術上，我們要提倡學術」。
晚年，胡適為營救雷震直面蔣介石，還參與連署反對蔣介石連任。在逝世時，蔣介石酸酸的為他寫下「新文化中舊道德的楷模，舊倫理中新思想的師表」，但終其一生，哪怕獨裁如老蔣也對胡適敬重三分。他的墓誌銘上寫下的是「為學術和文化進步，為思想和言論的自由，為民族的尊榮，為人類的幸福而苦心焦思敝精勞神以致身死」。
郭沫若在1978年，也就是文革結束兩年過世，妻子于立群在1979年自縊身亡。他的晚年一直在戰戰兢兢中度過，因為曾經批判秦始皇的文章讓毛不悅，大為恐慌辯解，也因為數次運動的中積極表態，在歷史中留下不光彩的一筆。他過世後，鄧小平刪掉了他悼詞中的「偉大」一詞改為「卓越」。
權力的廁紙，難說偉大。但廁紙之所以「卓越」，是因為即使用完就丟，也是親吻過權力的光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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