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冠璽/法學教授
日前北一女國文教師區桂芝指出，教育部以「去中國化」為原則編列108國文課綱；認為文言文是黨國遺毒，必須大量刪減；如此一來，國文課原所蘊藏的中國傳統價值無所附麗，社會倫理秩序因而快速崩塌。
區老師所言，獲得廣泛共鳴。簡單來說，當社會倫理秩序走上了歪路後，就是家長覺得孩子越來越難管，老師也覺得孩子越來越沒禮貌；年輕人本事未見長進，一身毛病倒是推陳出新。老師為了少惹麻煩，不與學生置氣，不必應付無理取鬧的家長，以佛系心態教學，就成了自保身心健康的普遍選擇。像區老師這樣有良心的國文老師，能從傳統價值系統出發直指問題核心所在，那是很少見的。
社會的倫理秩序一旦進入崩塌節奏，父母的處境要比老師還慘。各種心理學商販充分利用這個機會，通過出書或是影片，以各種方式指導父母應當如何去呵護，理解自己那早已不屬於小朋友階段的大小孩，甚至是大學生。他們不遺餘力的培養與發揚父母心中因為疼愛孩子，而很容易被挑來起的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心態，從而使得父母對自己心生懷疑，甚至生出一種恍然大悟，意識到原來自己才是製造家庭不和諧氛圍的問題來源，並且對孩子產生一種負罪感。這些心理學商販，並不要求孩子應當怎樣分擔家務，更談不上要求孩子孝敬父母；而是反覆的要求父母應該如何對孩子各種好，不斷強化父母天生就已具備的寵溺孩子的心。在這樣的反覆內外折騰下，其最終結果是什麼？那就是父母逐漸意識到，在這個年代生孩子，就等於是給自己生了一個大王，或至少是老闆。父母在家裡的實際地位將自降為草民，甚至是奴隸。
諷刺的是，當這些在家如大王般的孩子們出社會後，就會立即認識到，雇主要看的是結果，不能即時完成任務者，莫說是大王，連小兵水平的工資都配不上。心理素質乃是能力的重要組成部份，有些年輕人能夠順利克服適應社會的困難，但是也有相當數量的年輕人受挫之後，轉為繼續向父母索取，或是向社會索取。這些拒絕長大的巨嬰，拒絕為自己負責，成為一代又一代的躺平大軍。
實際上要販售父母對孩子的負罪感並不容易，這需要一段相當時間的系統性社會改造工程。前述所謂的源自於各種心理學理論的應用，均有一種類似政治「左派」的傾向，亦即存在即為合理。這種筆者稱之為「左派」的心理學觀點，無非就是逢迎那些與子女鬥爭失敗之後的父母心理需求。這與西方社會目前流行的種種荒唐觀點有許多共通之處，例如：學習不認真的孩子，稱其為有專注困難，這是一種疾病，理應得到照顧，所以在入學時，給這樣的患有專注困難症的孩子加分，那是非常公平的；凡此種種不勝枚舉。這種觀點的問題在於不瞭解愛與正義乃相輔相成。愛是一種心態，更是一種行動；缺乏以實現正義為目的與標準的愛，極容易流入邪僻，甚至導致悲劇。
我們很容易想見，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最不想生育下一代的年輕人，就是這些躺平大軍。因為所有人都能意識到，生養下一代的成本極其巨大，數學再差的人也能算出，生孩子將給自己已經不夠順利的人生，再添上「濃墨重彩」，讓自己負重前行至少十八年以上。這種情況下，除非有其他強烈誘因，或是情非得已，很少有人會想生小孩。
因為政治利益或淺層思考下所推動的課綱改革，其所造成的負面影響恐怕是那些推動「去文言文運動」者所始料未及，或是不在乎的；惟其所造成的嚴重後果，卻將覆蓋全社會，任何黨派都不能置身事外。顧炎武以為，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北一女的區老師對此深有同感，無數家長亦於我心有戚戚焉。自作孽帶來的禍害，不只會發生在別人的家庭，也會發生在你自己的家庭；那不只會是別人的小孩，也會是你自己的小孩。
直言之，筆者對儒家所存在的種種問題，一向抱持著批判的態度；但是儒家所建構的倫理秩序還是要遠遠好過「偽左」與「白左」們以自己為神所建構的無節制自由的社會。臺灣當前以政治掛帥的課綱改革，其深層肌里恰恰就是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糟粕一面。當新的道德秩序無法建立，舊有秩序中有價值的一面又屢遭毀壞時，這樣不斷上演的反智大戲對社會所造成的傷害，將伊於胡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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