萬里（大陸原國務院副總理，人大委員長）所以在農村改革中建立功勳，並不是因為懂農業，而是因為懂農民，特別是，他懂得尊重農民，並且敢於為尊重農民承擔政治責任。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在重大問題上做出決定，懂不懂某個具體專業並不重要。 ——趙樹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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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晚年，萬里說到農村改革，仍然會說自己並不懂農業。1981年7月，萬里在一次會議上還說：「我於農業並無成見」。隨後解釋，他對農業不了解，對農村工作不熟悉，到安徽時並不知道怎樣解決農業問題，但他相信農民的智慧和創造。萬里說自己不懂農業，雖有自謙，卻也實在。
何謂懂農業？顯然，四十年前與今天不可同日而語，名詞未變，內容迥異。大致而言，農業有兩層含義。一曰「農學」，諸如育種栽培、植物保護、土壤之類；二曰「農經」，即所謂「農業經濟」，指農村各項經濟活動，也包括林業、畜牧、漁業、副業等。改革之前，「農業經濟」與人民公社體制有內在聯繫，或者說，人民公社管理是農業經濟管理的基本內容。那時的農業工作，核心是要掌握這個體制以及政策。對於官員來說，通常說是否懂農業，並非特指是否掌握農業生產專門技術，而是指領導農業工作是否有專門經驗。顯然，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萬里確實不懂農業。
在主政安徽之前，萬里並沒有領導農業工作經歷。戰爭年代，他曾多年在解放區做地方工作，但那不是現在意義上的農業工作。1949年春，萬里離開冀魯豫解放區，隨劉鄧大軍南下。南京解放後，萬里參與接管南京，擔任南京軍管會經濟部長和建設局長。從這時起，萬里開始接觸城市工作。是年末，萬里又隨同劉鄧大軍進入大西南，參與籌建西南軍政委員會。
到重慶不久，鄧小平找萬里談話，讓他擔任西南軍政委員會工業部長。本人在參加《萬里文選》編輯過程中，看到這段時間的一些資料，大都是萬里接管工廠的講話文件等。1953年初，萬里奉調進京，擔任國家建築工程部副部長、國家城市建設總局局長，後來城市建設總局改為城市建設部，萬里任部長。由此開始，萬里集中精力於城市建設管理，傾心於學習建築。1958年春，萬里調任北京市市委書記處書記、副市長。這次調動與他懂城市建設直接有關。進入五十年代中期，中央考慮在北京建設一個大型會議場所（即人民大會堂）。隨後，為慶祝建國十周年，中央決定在北京建設十大建築工程，包括人民大會堂、歷史博物館、軍事博物館、農業展覽館、民族文化宮等。萬里從城市建設部長調任北京，就是要擔任十大建築總指揮。萬里負責這項浩大工程，成績卓著，被毛澤東稱讚為「日行萬里」。
在擔任北京市副市長近十年間，萬里沒有分管過農業和農村工作。他晚年曾回憶，這些年間去農村時間也不多，更很少對農業農村工作發表意見。大躍進時，他到農村去，看到公共食堂，曾經表示過擔憂和不解。但因為並不分管，他的意見並沒有什麼影響。文革中間，萬里隨鄧小平復出擔任鐵道部長。正如不懂農業一樣，萬里也沒有鐵路工作領導經驗，但他整頓鐵路業績斐然，受到普遍讚譽。但是，在鐵道部工作一年後又被打倒。粉碎四人幫之後，萬里調任輕工業部副部長，工作不久，就轉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
若問萬里最懂什麼專業，應該說最懂建築。李瑞環還是建築工人時，參與人民大會堂等工程建設，因為表現優異受到萬里賞識，後來長期在萬里領導下工作，稱得上是最了解萬里的人。1993年夏天，時任政治局常委李瑞環召集《萬里文選》編輯組會議，他在談話中用了較長時間介紹萬里。李瑞環介紹，萬里長期領導城市建設，對建築下過很大功夫學習，對於中外建設歷史都有研究，早年曾經想寫一部中國建築史。李瑞環說：「在我黨的高級幹部中，萬里是最懂建築的」。
本人認為，萬里所以在農村改革中建立功勳，並不是因為懂農業，而是因為懂農民，特別是，他懂得尊重農民，並且敢於為尊重農民承擔政治責任。大權在握的政治家，在重大問題上做出決定，懂不懂某個具體專業並不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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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黨政領導往往被稱為「萬金油」，意為不懂專業。實際上，在黨政領導幹部中，對於不同人所擅長的工作領域，有特定的評價標準，諸如有工業專家、農業專家的說法。從農村工作來說，與萬里年齡相當、資歷相近的高級幹部中，有一些領導人稱得上農村工作專家。
趙紫陽可以說是一位農村工作專家。戰爭年代，在冀魯豫解放區，趙紫陽和萬里都曾是地委書記。建國前夕，趙紫陽隨大軍南下到廣東。與萬里主要做城市工作不同，趙紫陽主要做農村工作。趙紫陽先是擔任華南分局農村工作部長，領導土改和合作化，後來擔任廣東省委書記處書記期間，也長期管農業。文革後期，趙紫陽在出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之前，曾擔任內蒙古革委會副主任，也曾主管農業。
華國鋒也可以稱得上農村工作專家。南下到湖南後，華國鋒先是擔任縣委書記；農業合作化時期，華國鋒寫的調查報告曾經受到毛澤東的表揚。華國鋒曾任縣委書記、地委書記，多年在農村工作第一線，後來擔任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也是分管農業。文革中間，華國鋒到中央，連續幾年分管農業。毛澤東曾批評華國鋒「滿腦子農業生產」，而對階級鬥爭關注不夠。
比趙紫陽、華國鋒略年輕些的紀登奎也是農村工作專家。建國之初，紀登奎在許昌地委副書記任上第一次見到毛澤東，因為彙報工作受到毛澤東賞識，主要是彙報農村工作。在五六十年代，紀登奎擔任過三個地區的地委書記。在農業工作一些重要問題上，毛澤東多次聽取紀登奎彙報。毛澤東主持起草《人民公社管理條例》（即60條）時，曾經專門請紀登奎參加會議。在確立人民公社「三級所有，隊為基礎」的體制框架過程中，這個「隊」是「生產隊」還是「」產大隊”，開始上層內部有不同意見，後來確立為生產隊，就是毛澤東吸取了紀登奎在河南創造的基層經驗。
同樣是黨內農村工作專家，在改革早期的表現多有不同。趙紫陽在主政四川時，就積極推動農業政策調整，創造了早期改革的重要經驗；華國鋒主持中央工作時，對家庭承包表達了溫和而明確的反對；紀登奎在分管農業工作時，基本上堅持了人民公社六十條的立場，但是對於家庭承包表達了理解。可見，既往的工作經驗本身，並不絕對地影響本人的政策立場。
文革中的副總理陳永貴，曾一定程度上分管農業。陳永貴本身就是農民，長期擔任大寨村支部書記，也擔任縣、地、省的領導人，不能說他不懂農業。文革中，特別是文革後期，陳永貴提出了系列政策主張。從這些政策主張來看，顯然不能說他懂農民，更不能說懂得尊重農民。
陳永貴堅決反對在農業生產中搞按勞計酬，認為按勞計酬是即所謂「物資刺激，工分掛帥」，推行所謂「大寨工分」（又稱「大概工分」）；反對農村自留地、家庭副業，主張關閉集市貿易，甚至連農民養雞養鴨也不准；主張「窮過渡」，即主張以生產隊為核算單位提升到以大隊為核算單位。實質上，「窮過渡」就是讓農業生產搞更大規模的大呼隆，搞更大規模的大鍋飯。在陳永貴看來，大鍋飯越大，公有制水準越高，就越是社會主義，如果農民不贊成不積極，則是農民落後愚昧，甚至反動，就要「批判」、「鬥爭」、「專政」。應該說，如果一個領導人真正尊重農民，不會這樣對待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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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里於1980年春天到中央，主管農業至1986年。在推進包產到戶過程中，曾經激烈批評農口部門思想僵化，不了解農民，不懂得尊重農民。
萬里尖銳批評國家農委、農業部、農業機械部等農口單位，也指名道姓地批評有的部長。萬里感嘆，農口以外的部門，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紅旗雜誌、人民日報等單位，倒是思想比較解放，不那麼僵化。萬里在農口部門開展了強有力的思想整頓，要求農口領導幹部大規模下鄉，看看農民在做什麼、想什麼。他批評農業部門，「坐在大樓裡對農民指手畫腳」，「農民吃不上飯，不見你們說個啥話，農民搞了包產到戶，吃上了飯，你們憂心忡忡，指責農民破壞了社會主義」。道理上，農口部門最懂農業，最了解農民，但是，卻在改革中成為重大阻力。這是個很耐人尋味的問題。
在當時農口部級幹部中，時任農業部副部長李友九被認為是反對包產到戶的代表人物。李友九長期從事農業領導工作，堪稱是農村工作專家。五十年代初期，李友九進入中央農村工作部擔任中層部門負責人，後來，到廣西擔任自治區黨委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文革前，到甘肅省委擔任書記處書記，分管農業；文革後期，到農林部擔任副部長，分管政策研究、人民公社管理等。從領導工作經驗來說，顯然誰也不能說李友九不懂農業。但是，從包產到戶剛剛出現，直到很多年後，李友九都堅持不同看法，態度並沒有改變。
萬里曾多次嚴厲批評李友九。1981年3月11日，萬里在國家農委黨組會議，說：「不知道他哪裡來的一股勁兒？實踐的東西，理論的東西，實踐和理論結合的東西，都說服不了他。」但是，萬里也表示了某種讚賞：「這個人有個好處，不隱瞞自己觀點，我喜歡這樣的人。不管是誰講的，即便是小平同志講的，他都提出不同意見。我說，你有意見可以寫報告。」從李友九回憶錄來看，他的這種堅持和執著，越到晚年越清晰明確。顯然，李友九反對包產到戶，是基於政見不同，是一種政治信仰的力量。
從當時的政策紛爭過程來看，還有一種反對態度，不關乎政見和信仰，而是出於對政治機會的把握。那時很多領導幹部，內心對包產到戶有認同，但是並不選擇支持，而是選擇了追隨政策主流，上級文件怎麼說就怎麼做，讓批判就批判，不讓搞就不搞。如果從特定政治標準看，這些官員只是聽命於上層的政治決定，不敢堅持自己的主張，不主動改革，缺乏創新勇氣，顯然不值得稱道。但是，如果換一種標準看，在現代國家體制中，負責政策制定的政務類官員（所謂政客）與負責政策執行的事務類官員（公務員）各有角色，事務類官員堅持政治中立，忠實於執行既定政策，而不是在政策主張上自搞一套，這也是無可指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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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根本上說，懂不懂農民，能不能尊重農民，其實並不決定於是否懂農業，不在於懂多少農業生產，不在於懂多少農村經濟管理，而在於政治理念，包括思想感情、意識形態等。
如果說，懂農民是指能夠理解農民，特別是知道農民的需求，那麼，接下來的問題是，在瞭解農民需要的情況下，是否願意順應農民需要，尊重農民意願，這是根本性問題。進而，如果願意順應農民的需要，尊重農民意願，則接下來的問題，是否敢於為農民而堅持，敢於為尊重農民承擔政治風險。或者說，是否能夠理解農民，是否願意尊重順應農民，是否敢於為農民而擔當政治風險，這是三個問題。
對於政治領導人來說，應該既能理解農民，也願意順應農民，還敢於支持農民，即做到「三位一體」，才能成為改革家。萬里等改革家的偉大，不在於懂農業，而在於懂農民，懂得尊重農民智慧和創造性，敢於支持農民的權利要求，而不是把農民視為「群氓」、「阿斗」，認為農民「落後」、「愚昧」，而只有領導人最聰明，農民應該按照領導構想的方式去生活，農民的生活應該被領導們設計、規劃。
人民公社體制的根本問題，是這種體制不承認農民的智慧和創造性，不容忍農民的偉大。因為，這個體制把所有農民視為公社這個體制機器中的零件，不容許其自主權，抑制其創造性。萬里曾經指責這種公社體制是「集中營」，是「剝奪農民的最有力工具」。1981年7月，在一次會議中討論到憲法修改中的人民公社問題，萬里指出，「要廢除人民公社」，「巴黎公社長不了，我們的公社也長不了」。因為人民公社不承認農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性，不尊重農民的政治權利和經濟權利。所以，從根本上，農民最終也不能容忍這樣的體制。
關於農村改革成功的根本經驗，黨中央文件已經有精闢總結，就是尊重廣大農民的首創精神和選擇權利。尊重農民的首創精神，承認和容忍農民的偉大，不應當僅僅是一種理念，或者說不應該僅僅表述為理論總結和政治宣傳，更重要的是，要體現為制度化保障。如何從制度上容忍、保障農民的創造精神和選擇權利。這是又一個重要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
（本文作者趙樹凱，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國務院頒發政府特殊津貼專家，曾任美國杜克大學亞太研究所訪問學者、哈佛大學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訪問學者，兼任中國農村勞動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秘書長。曾獲中國發展研究獎一等獎。主要研究方向為農村發展、地方治理和基層民主等。）
（本文來源於《當代農政》，作者趙樹凱，原文刊於《中國發展觀察》2018年第1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