湯紹成/亞太綜合研究院院長
綠營對中共的恐懼情緒或政治操弄，可以從以下幾個心理學理論與現象切入，來分析其成因、作用與問題，進而提出更理性的對話可能。
首先，心理學中的「道德恐慌」（moral panic），指的是社會中因為某些事件或群體，引發過度的焦慮和敵意，媒體與政治人物會進一步強化這種情緒，形成「我們vs.他們」的二元對立。
綠營在政治論述中經常強調中共的威脅，有時會將不同政見者，例如與大陸交流人士貼上「親中」與「賣台」的標籤。這種做法可能製造社會的集體焦慮，讓「中國威脅」成為一種道德判準，而不是具體分析的對象。
再者，所謂認知偏誤（Cognitive Bias）的操作，包括確認偏誤（Confirmation Bias）與投射作用（Projection）。綠營傾向只注意與自己立場一致的資訊，忽略相反的證據，也不願意接觸對岸或中立的分析，強化了對「中共極端邪惡」的印象。
這種偏誤可能導致理性判斷的缺失，進一步阻礙台灣社會內部的有效討論與共識形成。進而，人們有時會將自身的不安或攻擊性投射到外部對象上。例如，將台灣內部的不穩、經濟壓力、政治腐敗等問題，全都歸因於「中共滲透」。這種投射可能導致責任錯置，使得真正需要改革的內部問題被掩蓋。
心理學研究顯示，恐懼最容易驅動群眾的情緒，遠比理性訴求有效。政黨利用「敵人形象」可以提高凝聚力，製造「沒有我，會亡國」的邏輯。綠營常在選舉中強調「票投某某黨，台灣變香港」，這屬於「災難式思維」的灌輸，強化民眾對未來的不安。
在心理發展中，個人若缺乏穩定的自我認同，就容易透過「與他者劃界」來建立自我。從台灣社會角度看，有心人士藉由「反中」來確認「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這樣的認同建立方式，過度依賴外部敵人形象，反而顯示主體認同的脆弱，也使國族建構過於情緒化。
歷史創傷（如白色恐怖）可能造成集體無意識中的「被害者心態」，而這些創傷更會在現代政治中轉化為對中共的強烈反彈。如今經由綠營的操作，將創傷合理化為不斷的敵意複製，而非走向創傷療癒與成熟國家治理，實屬偏差。
總之，由於標籤戰術的邊際效應遞減，當前實應建立「不親中也不恐中」的正常政治心理，再加上建立成熟的防衛機制，例如自我反省與理性對話，來取代恐懼動員，才能讓台灣社會從「被害者心理」走向「主體性民主」。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