葉匡時/陽明未來協會理事長、前交通部長、前高雄市副市長
父母生活儉樸 大陳習俗在臺灣保留完整
我的母親是大陳島人，父親是溫嶺縣人，大陳島也屬於溫嶺縣。母親跟隨父母撤退來台，定居花蓮；而父親則是較早時候就已經到達臺灣，後來在花蓮工作。當時政府在協助大陳人遷徙臺灣過程中需要懂大陳方言的人，我的父親就去幫助做翻譯，就此和大陳人熟悉了。媒人是我母親的哥哥，據說父母未曾見面就成婚了。
因為母親是出嫁的大陳少女，並沒有配給到大陳新村的房子，而當時我的父親也不過是個基層公務員，無房的他們結婚後就暫住在大陳新村的居民活動中心。那個時候活動中心當時被隔成一間間的房間，很多人也像父母那樣暫居在那裡，簡單地開始生活了。我的記憶中，花蓮的大陳新村就像個自成一格的小村莊，大約有2000人，大家說大陳話，保留大陳風俗，每逢過年，村裡就會請紹興戲（也就是越劇）班唱戲，家家戶戶做寧波年糕、魚板麵，並輪流請客。提到年糕，每年過年前，由村子裡的人集資出錢買米，再找一些壯丁捶米，最後由大陳的婦女們集體在那裡做年糕，村子裡立時瀰漫濃濃的年糕味道，這個印象至今都十分深刻。
早年大陳人的生活都很清苦。大陳人到臺灣之後，根據政府的安排，大都是繼續捕魚，但臺灣的漁場和大陳漁場不一樣，臺灣是深海漁場，而大陳是淺海漁場，因此大陳人在臺灣的謀生並不容易，後來政府也安排一些大陳男子去跑國際商船。大陳婦女則大部分都在家做女工，或者出去幫傭。印象中，小時候幾乎所有同年齡朋友的媽媽，都在家裡做女工，像是做外銷的女性裝飾用品等，來賺錢補貼家用，或是打毛線，而且一整天都在工作。後來有不少大陳人到美國餐館打工而移民到美國。
母親的意志力 改變了我的生活圖景
大陳分為上大陳和下大陳，大陳人的生活圈子裡，祖輩大都沒有受到良好的教育，相對來說，下大陳人比較多，比較富裕，受教育程度高。我的母親和外公是上大陳人，分到花蓮，小時候我居住的地方鄉鄰大都沒受過教育。父親在花蓮的一個鄉做基層公務員，在村子裡算是識字的人，一些公務文書處理什麼的都會找他協助。母親在海關做工友，她雖沒有讀過書，但對子女的教育格外重視，也非常嚴格，為孩子們的讀書不遺餘力。
我記得，小學四年級之前大陳新村的小學叫復興國民小學，學生基本都是大陳子弟，只有少數的臺灣本地人，因此同學之間交流講的都是台州話。小學四年級搬家到了花蓮市區，學校推行國語教育，不准講臺州話，我也就開始慢慢與大陳方言和習慣越來越遠了，圈子中的朋友大都不是大陳人了。國中三年級時，母親希望我們能夠考上好的高中和大學，因此即便在臺北沒有工作，無所依靠，她依然帶著我搬到臺北。我覺得自己其實不太努力讀書，一直到國中三年級因為改變了環境才開始用功起來。母親憑著意志力，努力在臺北做幫傭，掙錢供養我。我父親則一直在花蓮工作。就這樣我才有機會考上師大附中讀高中，後來又考上臺灣大學地質系，第二年因為興趣的關係轉念政治系。可能，一般中國人的家庭都是這樣教育孩子的罷。大多數大陳後代在教育上是弱勢，我算是少數例外。
大學畢業後，我服完兩年兵役後就去了美國，拿到公共行政碩士和博士的學位後，先在美國教書教了一年，便帶著妻小回到臺灣，一直在高雄的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書。中間曾在2001年去企業當了一年半的營運副總，2005年到大陸的復旦大學與清華大學當過一年的訪問教授，後來又回到中山大學任系主任與EMBA班的執行長。2008年再次轉換了事業軌跡，先在行政院研究發展委員會工作 1年多，接著出任交通部政務次長。從學者轉換到政務官，有機會將自己的專長所學貢獻給社會，是我的期待和欣慰。
母親雖然不識字，但是非常了不起。她的一個決定，改變了我的一生。
來到浙江溫嶺 方言倍感親切
爺爺1947年左右以漁業專家身份派赴臺灣工作，父親1948年去臺灣看父親，接著局勢發生改變，就再也回不去了。太多的親人留在大陸，讓爺爺無法割捨。
爺爺晚年回到溫嶺定居。因為溫嶺有他熟悉的地方和他熟悉的人。爺爺來臺灣的時候，奶奶沒有跟著來，爺爺回去就是想和她住在一起。這個夢想終於在晚年實現了。兩岸剛開放的時候，我父母也常常接濟在大陸的親人，捐錢給當地的寺廟、或者造橋修路，現在大陸的經濟已經超過我們了。
大概是2001或者2002年，我去杭州出差，當時父母去溫嶺縣探親。在杭州辦完事情後，我連夜坐車到溫嶺，車上小姐的普通話的口音和我父母輩的人是同樣的感覺，這樣一個遙遠而陌生的地方，使用的是我最熟悉的語言，而臺灣是我最熟悉的地方，卻很少有人懂這樣的語言。下車後，我碰到和自己講著一樣語言的同鄉，突然感覺到一切都是那麼熟悉，一種很特別的感覺瞬間湧上心頭。
我在2005年陪同父母去大陳島，主要是去上大陳，那裡基本沒有住人了。我母親對那裡記憶清晰，但對我來講，那裡沒有特別的意義。人生是件奇妙的事情，如果父母沒來到臺灣，可能就沒有我了。我有一個弟弟兩個妹妹，但是我妹妹出生的時候，比我小12歲，不會說大陳話。
太太是我在美國念博士時的同學，現在也是臺灣大學的教授，有一雙已經讀大學的兒女，生活幸福美滿。相較於從前母親對自己的教育，我自己對孩子的教育很單純，就是順著孩子們的性格發展，畢竟時代和環境都發生了很大改變。很感慨，以文化的中國、歷史的中國而言，兩岸都是中國人，但現在越來越少的孩子會說自己是中國人，這就是兩岸分隔了這麼久的結果。
我的父母第一次在花蓮用上電，雖然生活比在大陳要好很多，但早年的臺灣生活也很艱苦。蔣公出殯的時候，大家都很悲傷，大陳人至今守著尊蔣的傳統。現在在大陳新村居住的大都不是大陳人了，很多大陳人離開了大陳新村而與臺灣其他居民融合了，也有不少大陳人移民到美國去了，新居民大都是臺灣的原住民。
時代以它自己的節奏在大步向前。
※轉載浙江海洋大學港台僑研究所副教授陳玲所著《大陳記憶—兩岸新移民的悲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