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其祿/國立中山大學政治經濟學系特聘教授
2025年夏季，台灣迎來了史上規模空前的罷免行動。由民進黨力推、公民團體發動的「大罷免潮」，試圖翻轉朝小野大的國會格局，成為台灣政治史上少見的制度動員實驗。然而，這場被高度政治化與動員化的罷免行動，最終則是迎來一場徹底的「大失敗」─不只是罷免結果慘敗，更暴露執政黨失去民心、誤判情勢的深層危機。
一、罷免操作欠缺正當性：制度對抗變形為報復性動員
罷免權原是民主制度中對民意代表進行問責的重要機制，但此次罷免行動卻因高度動員與政治化，被視為執政黨企圖繞過選票結果、強行扭轉「朝小野大」格局的政治操作。2024年立法院改選後，藍白聯手取得國會過半，原本即屬民主常態的政治制衡與法案角力，卻被執政黨轉化為攻擊對象。賴清德總統與民進黨高層強勢主導「罷免即反共」論述，將罷免行動升高為意識形態對決，不僅無法說服中間選民，反而顯得訴諸煽動、失去制度問責的初衷。
正當性缺失的結果，是使原應由基層公民自發運作的罷免程序，變質為上對下的政治鬥爭工具。正如國民黨所批評，「執政黨罷在野」在民主國家幾乎前所未見，此種「輸不起就翻桌」的政治文化，最終已反噬自身。
二、民眾焦點轉向民生與兩岸：罷免無法對焦選民期待
2024年選後，台灣進入民進黨政府再次執政，民眾對於物價上漲、能源政策、勞動條件與兩岸和平的關注持續升溫。然而，在這樣的氛圍中，民進黨卻選擇全面投入罷免，將政治鬥爭置於施政之上。多數選民並未對國會改革案產生強烈反感，反而對執政黨政策空轉、行政效率低落有更深的不滿。從物價居高不下、青年低薪未解、外交及經貿進退失據、能源轉型停滯等面向觀察，執政一年多來的成績單難言亮眼。
換言之，當選民期待的是政策回應與生活改善，而政府卻大舉訴諸罷免動員，這樣的「失焦」策略自然難以贏得選民共鳴，甚至可能激起反感，導致民眾更想藉反罷免投票來教訓執政黨。
三、司法與行政優勢過度運用：反促社會同情弱勢
大罷免不僅是一場政治動員，更牽涉到行政與司法資源的傾斜運用。自「青鳥行動」延伸至基層罷免連署以來，相關側翼組織與親綠媒體積極投入罷免宣傳，形成高度集中、上對下的動員態勢。行政資源是否介入，雖難以明確界定，但在許多選區中，選民對地方政府或基層系統的配合態度已有所感受。
更引發爭議的是司法運作的選擇性執行。近年多位國民黨、民眾黨人士屢遭檢調調查、搜索乃至起訴，與綠營相關案件處理的落差，引發「辦藍不辦綠」的質疑。例如柯文哲與傅崐萁相關事件，在媒體與檢調系統中屢被放大檢視，反觀對於具爭議的綠營地方勢力卻多保持沉默或處理低調，難免引發社會對司法中立性的懷疑。
民意的天秤，往往傾向於弱勢。當罷免行動被視為行政資源與輿論機器聯手對抗在野黨，甚至形同「以多欺少」的政治圍剿，反而激起部分選民對被罷免者的同情，形成「以罷制罷」、「挺弱抗霸」的反動氛圍。這樣的心理效應，正是此番罷免難以全面奏效的潛在阻力之一，也是執政者在政治動員中難以掌握的風險變數。
四、藍營板塊穩固、地方派系反制強勁
從區域政治結構來看，國民黨此次面臨罷免的多數立委集中於北部與藍營基本盤選區，如台北、新北與桃竹等地。這些選區在近年選舉中多表現出強烈的泛藍傾向，加上民進黨於地方經營明顯弱勢，即便罷免連署達成，投票動員與民意翻轉難度卻極高。
此外，不容忽視的是地方派系的反撲效應。此次罷免行動被視為中央強行介入地方選區選擇權，導致部分地方勢力出於自保或政治平衡考量，選擇與被罷免者合作反制罷免。這些地方反作用力，進一步削弱了罷免在區域選舉的實效性。
五、結語：政治鬥爭的代價與民意反撲的警訊
從罷免緣起到執行策略，再到社會反應與制度正當性，「大罷免」反映的是一場政治錯判與民意誤讀。民進黨將此次罷免視為再次奪回國會主導權的機會，卻忽略了政治正當性與民意基礎的根本要素。選民並非拒絕問責，而是拒絕被操弄；並非不關心制度，而是更關心生活與和平。
此次大罷免以大失敗告終，甚至反促被罷免者聲勢之上升，這不僅重創民進黨的政治威信，更將成為2026地方選舉的轉捩點。民主制度中最珍貴的，從來不是鬥爭的技巧，而是對多元聲音與權力制衡的包容與尊重─這一課，執政者是否真正學會？人民已在這次投票中給出明確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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