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近日發布的美國非農就業數據顯示，勞動市場依然強勁，失業率維持在歷史低點。然而，這份亮眼的成績單背後，卻隱藏著一個結構性危機：勞動力供給的嚴重短缺。美國經濟正面臨一場靜默卻深遠的挑戰，其核心根源在於移民勞動力的急遽減少。過去幾年，多重因素相互疊加，顯著扭轉了美國長期以來依賴外來移民補充勞動力的人口結構。此一變化不僅直接衝擊勞動市場的供給面，更對關鍵宏觀經濟指標產生了深遠影響。這場勞動力供給衝擊正在重塑美國經濟的運作模式，並為其未來的成長動能與通膨走勢投下巨大的不確定性。
移民減少與勞動市場結構性轉變
美國勞動市場的緊俏狀況，並非單純由需求過熱所驅動，更大程度上是供給面出現結構性萎縮的結果。根據多方分析顯示，自二零二零年疫情爆發以來，美國勞動力規模的成長遠低於預期。若依疫情前的趨勢推估，當前美國勞動力人數應比實際數字多出約一百九十萬人。這龐大的缺口，主要可歸因於移民流入的放緩甚至中斷。
疫情期間實施的入境限制與邊境管控措施，直接阻斷了國際移民的傳統路徑。儘管這些衛生政策後續已逐步放寬，但其造成的移民流入斷層效應卻持續發酵。此外，先前對移民政策的緊縮態度，以及持續存在的邊境危機與政治壓力，都使得合法與非法移民的淨流入人數難以恢復至以往水準。移民歷來是美國勞動力補充的重要來源，他們的缺席意味著從農業、建築業到科技服務業等廣泛領域，都面臨著基礎勞動力與專業人才同時短缺的雙重挑戰。
對勞動參與率與失業率的雙面影響
移民勞動力減少對勞動市場指標的影響呈現出有趣的雙面性。一方面，它直接壓低了整體勞動力參與率的潛在水平。勞動力參與率計算的是正在工作或積極尋找工作的成年人口占總成年人口的比例。由於新移民通常具有極高的勞動參與意願，他們的減少意味著這群高參與率族群的貢獻隨之消失，從而機械性地拉低了整體比率。即便本土出生人口的勞動參與意願有所回升，也難以完全抵消移民減少的巨大影響。
另一方面，失業率卻在勞動力供給短缺的情況下持續維持在歷史低點附近。這看似矛盾，實則符合經濟學邏輯。失業率衡量的是正在積極找工作但找不到工作的人占勞動力總數的比例。當勞動力總數因供給減少而成長停滯，但企業對勞工的需求依然強勁時，企業必須更積極地競爭有限的勞動力。其結果是，工作者能更快地找到工作，而企業卻面臨更長的職位空缺期，這使得失業率得以保持在低位。因此，當前的低失業率在某種程度上並非完全是經濟強勁的凱歌，反而掩蓋了勞動市場供給面日益嚴峻的結構性問題。
各行業衝擊與薪資成長壓力
勞動力短缺的影響並非均勻分布，而是高度集中在特定行業。首先，對移民勞動力依賴程度最高的行業感受最為強烈。例如，農業、旅宿業（餐廳與酒店）、建築業以及家庭護理等服務業，這些領域長期以來僱用大量移民從事相對低技能但不可或缺的工作。這些行業的雇主紛紛報告難以找到足夠的工人來填補職缺，嚴重影響了其產能與服務提供能力。
為了爭取有限的勞動力，企業被迫提高薪資報價。這導致這些行業的薪資出現顯著的成長，其增速甚至遠高於全國平均水平。然而，薪資的上漲並未同步帶來生產率的相應提升，這使得企業的勞工成本大幅增加。企業為了維持利潤，通常會將增加的成本部分轉嫁給消費者，從而成為推升商品與服務價格的重要因素之一。這種由薪資成長驅動的通膨壓力，正是聯準會最不願意見到的薪資物價螺旋上升的雛形，也使得抗通膨的任務變得更加複雜與艱鉅。
政策困境與未來挑戰
面對此一結構性挑戰，美國政府與聯準會正陷入兩難的政策困境。對聯準會而言，其對抗通膨的主要工具是透過升息來冷卻經濟、抑制需求，從而減輕物價上漲壓力。然而，當前的通膨有相當一部分源自勞動力供給短缺所推動的成本上升，而非單純的需求過旺。僅靠抑制需求的政策工具，難以有效增加勞動供給，甚至可能因為過度打擊經濟而導致失業率從低位快速攀升，引發不必要的經濟衰退。
從政府層面來看，解決問題的根本之道在於增加勞動力供給，而放寬移民限制是最直接的對策。然而，移民政策在美國是高度政治化的議題，涉及國家安全、社會福利、文化認同等多重複雜面向，短期內難以達成共議並推出大規模改革方案。此外，試圖透過鼓勵本土出生人口重返職場來彌補缺口，其效果亦相當有限，因為人口老化趨勢難以逆轉。這些因素都意味著，勞動力短缺問題很可能將成為美國經濟中長期的一項新常態。
綜上所述，最新非農數據掩蓋了美國移民勞動力減少所帶來的結構性問題。它透過壓低勞動力參與率的潛在水平，同時又因短缺而維持了低失業率的表象，創造出一個看似繁榮實則緊繃的勞動市場。其所引發的行業衝擊與薪資成長壓力，更為聯邦儲備系統的控制通膨任務帶來了額外的複雜性。解決此一結構性問題需要的是移民政策等供給側的改革，而非僅依靠貨幣政策來抑制需求。若無法有效應對，勞動力供給不足將持續成為制約美國經濟成長潛力、並加劇其內部通膨壓力的長期隱憂。這場靜默的勞動力危機，其影響才剛剛開始顯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