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泰順/中美文經協會常務理事
台灣自1996年實施總統直選以來，從來沒有現任者任滿後再由同黨候選人當選續任的情況。今年總統大選，民進黨賴清德算是創了先例，在蔡英文任滿後當選，延續民進黨執政的第三個任期。但我國體制上的瑕疵，似乎也因此破紀錄的延續，而開始浮現。
依據台灣當前的體制運作，1月13日選舉結果揭曉後，總統當選人必須等到5月20日才得就職，中間的交接期長達四個多月，堪稱民主國家之最。以美國為例，新總統在11月初選出後，次年1月下旬便宣誓就職，中間的交接期僅約兩個半月。至於歐洲的內閣制國家，新執政團隊在大選後約一兩周便走馬上任，無論是否變更執政黨，政權交接除少數特例外均不致延宕太久。
台灣總統交接期過長 體制瑕疵
台灣的四個月交接期儘管過長，但自1996年以來似乎未曾產生明顯困擾，故而就算有人提起，朝野政黨仍然得過且過。過去總統大選雖曾出現數次連任成功與政黨輪替，但同黨候選人在現任總統任滿後還能贏得大選，今年卻還是首例。這項破紀錄的成就，反而放大了現行體制的瑕疵，值得有識者加以關切。
總統大選如果是現任者當選連任，交接期較長通常不會成為問題。因為總統還是同一人，就算必須根據過往施政表現調整內閣人事，變動幅度通常不會太大，而且內容也不難預期。故而，交接期可視為任期的延續，不僅政策不會有戲劇性的調整，各級官員當然也樂得歲月靜好。畢竟，執政者能獲選連任，多少象徵選民的認可，執政者並沒有大幅調整施政的必要，官員們也沒有必要過度表態。
現任總統如果無法連任，而由不同政黨的候選人贏得大選，則交接期的長短便較有可能影響施政品質。台灣2000年、2008年、與2016年的總統大選，皆屬於這類的狀況。由於新當選的總統與原任者的理念存在差異，原任者若有政策未能達標，必然會想利用交接期加以強化，使得新當選者無法在就任後改弦易轍。但原任者的類似作為當然會引起新當選者的不滿，憲政爭議也會因此而起。
美國行憲初期便曾出現類似的例子，當時的交接期與今日台灣類似，可以長達四、五個月。聯邦主義派的候選人亞當斯在1802年大選敗給反聯邦主義派的候選人傑佛遜後，便因擔心後者上台會將原定政策抽樑換柱，故利用冗長的交接期任命一批聯邦法官企圖將來卡住的新當選者的脖子，史稱｢夜半法官｣（mid-night judges）事件，引發美國立國後的首次憲政危機。美國今天將交接期限制在兩個月左右，多少便因這個歷史經驗所得到的教訓。
台灣今天的社會狀況當然不可能讓原任者可以如早期的美國總統那般為所欲為，使得交接期太長的負面效果緩和不少。但新舊任理念不同，原任者所任命的各級官員在準備打包離職下，自然也不太可能積極任事，這使得過長的交接期意味著政府的空轉，對國計民生絕非好事。當然，公務員若具一定素質水平，在接任團隊與立法機構的監督下，政府機能並不致淪為｢樹倒猢猻散｣的慘狀。這是台灣過去三次政黨輪替，交接期雖長但政府運作差強人意的原因。
但當原有執政者無法繼續連任，政權必須交給同黨的新當選人時，一些未能預見的狀況也開始出現。由於是同黨繼續執政，現任各級官員獲得留任的機會，當然比換黨執政增加許多。但正因有此期待，官員們利用交接期間積極表功或向新當選者輸誠的戲碼便會推陳出新，讓民眾看得目不暇給。交接期越長，政府運作的不確定性也將增加，有些甚至可能傷害國家的長遠利益。
同黨繼續執政 在位官員上演輸誠戲碼
媒體報導，原本個性溫和笑臉迎人的行政院長陳建仁，在選後立院的答詢表現有｢蘇貞昌化｣的傾向，經常對在野黨立委強詞奪理怒目相向，不復存在過往學者的風範。有藍營立委因此質疑，陳是否期待鴻鵠之將至故以強硬態度爭取未來執政者的目光？陳雖否認，但如此大幅度的變臉，恐怕也難有其他合理的解釋。
此外，金門撞船事件雖然人命關天，但過往案例民間紅會或地方層級皆可處理，海委會卻忙不迭地在第一時間介入，讓爭議直接升高到主權層級，甚至引起美國的關切，這難道不是管碧玲主委運作露臉？其他再如選後的赴陸旅遊禁團令、內政部長與基隆市長的口角春風、民進黨內對特並部會的批判等，在在都顯示，同黨間的政權交接，似乎讓在位者有更多的焦慮。
面對這個前所未有的政治生態，立法院似乎不能再等閒視之，而必須思考透過修法，或甚至修憲，讓新舊任總統的交接期得以縮短。但修法曠日廢時，在此之前新當選的總統也應調整心態，不能堅持｢不在其位不謀其政｣，反而必須對交接期間的政策走向與官員行為積極表達個人看法，藉以壓制官員誤判的可能。否則，政策的生米一但煮成熟飯，就職後要想扭轉便得付出可觀的成本。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