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麟/國立大學副教授
昨天（11月19日）國民黨鄭麗文與民眾黨黃國昌的「高峰會」，最終在鎂光燈下匆匆落幕；正如各界政治觀察家所預料，這場會面雷聲大雨點小，沒有達成任何實質結果，也未激起任何具體的政治漣漪。這場看似尋求突破，實則有些原地踏步的會面，不禁讓人將記憶拉回2024年總統大選前夕。
當時社會氛圍瀰漫著強烈的「下架民進黨」訴求，這股民意基礎催生了「藍白合」的輿論浪潮。當時的戰略邏輯在於，唯有國民黨的組織盤與民眾黨的空氣票結合，才能在單一選區立委與總統大選中實現政黨輪替。然而，這場備受矚目的合作最終在君悅飯店的鬧劇中宣告破局。
第一次藍白合失敗的根本原因，並非數學上的誤差範圍爭議（3%與 6%之爭），而是雙方陷入了典型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柯文哲一方面企圖利用國民黨的資源壯大自己，另一方面又深恐被國民黨吞併而失去政黨主體性；國民黨則堅持大黨主體優越感，缺乏對新興政黨的對等尊重。雙方缺乏互信基礎，加上彼此的核心支持者對於「聯合政府」的想像南轅北轍，最終導致合作破裂
投票行為理論下的合作模式分析
若從政治學行為主義（Behavioralism）的視角，特別是承襲芝加哥學派對實證研究的重視，進而發展出的投票行為模型來看，選民的投票取向主要受三大變數影響：政黨認同、候選人形象與議題取向。這三者構成了政黨合作的可能模式與邊界。
1.議題取向的合作（最易）： 在野黨在立法院的合作即屬此類。針對國會改革、能源政策或財政收支劃分法等特定議題，藍白兩黨因目標一致（制衡執政黨），最容易達成共識。
2.候選人形象的互補（中難）： 透過站台或聯合競選，試圖將一方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如黃國昌的揭弊戰神形象或國民黨地方諸侯的穩健形象）轉移給另一方。
3.政黨認同的轉移（最難）： 要求選民因為「高層合作」就放棄原有的政黨情感歸屬（如要求柯粉投藍，或深藍投白），這違背了長期的政治社會化歷程，也是藍白合最難跨越的障礙。
昨日的會面，本質上仍舊只是試圖在「議題取向」上尋求突破，卻未著力彌平政黨認同的巨大鴻溝。藍白要合作，必須克服這道難題。
極端情緒與負面黨性：合作的可能困境
理論上，透過議題合作可以逐步建立互信，但在當前的台灣政治環境下，加入「極端情緒」這一變數後，合作便成了難解的結。當前政治極化嚴重，選民行為受到「情感極化」的驅動，意即選民投票不只是為了支持喜愛的政黨，更是為了羞辱或消滅厭惡的對手。
在這種氛圍下，國民黨與民眾黨的核心支持者，多少存在著「互斥性」。深藍選民視民眾黨為「變色龍」或「破壞者」，而民眾黨的年輕支持者則視國民黨為「腐敗舊勢力」。兩黨若進行選戰層次的合作，極易引發雙方基本盤的強烈反彈，產生「負面黨性」的效應。即便高層如鄭麗文與黃國昌試圖握手言「合」，但在基層選民眼中，這種合作易被視為「權利分贓」而非「理念結合」；極端情緒將導致票源非但無法相加，反而會因互相憎恨而流失。因此，慎選雙方的候選人，避免會引起雙方支持者仇恨值的對象，才有可能合作。
黃國昌的「當選過關」與國民黨的「囚犯困境」
展望未來，黃國昌的動向將是最大的變數。眼見柯文哲身陷囹圄，黃國昌深知自己極可能是下一個司法整肅的目標。在「理性選擇」與「個人利益極大化」的考量下，黃國昌必將參選到底，無論是新北市長還是其他職位。他的參選邏輯已非單純的勝選，而是追求「司法翻身」，即透過參選取得「政治受難者」的道德高地，將未來的司法動作定性為「政治迫害」，「當選過關，落選被關」以此作為護身符。
黃國昌在那邊選，這給國民黨及民眾黨出了一道至高難題。不過，雙方目前的共識是讓「最強候選人」出來選，黃似也願意接受，剩下來就是包含黃在內的兩黨候選人，都必須接受「過程的公平性」，即如何產生會贏的最後候選人的「過程」，也是雙方合作的難題，更是下一階段必須討論的問題。
最後，如果民進黨政府對黃國昌進行司法圍剿，國民黨敢讓官司纏身的黃國昌站台嗎？若國民黨在縣市長選舉中讓黃站台，無異於將自身的選情與黃國昌的司法風險綁在一起；反之，民進黨一定會對藍白合，利用黃國昌的起訴或渲染其醜聞，對國、民眾兩黨進行毀滅性的道德打擊，以嚇跑重視廉能與穩定的中間選民。屆時可能要民眾黨上下一心為了贏得選舉，唾棄民進黨而顧大局，藍白合才有可能勝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