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靖麟/國立大學副教授
本文非單純探討憲政運作或政黨攻防，而是思考美國政府因國會停止撥款導致政府關門的政府治理，以做為我國行政院長不副署立法院通過的法案，憲政運作如何恢復正常的借鏡。
台灣憲政史在2025年出現前所未有的場景：行政院長拒絕副署立法院三讀通過的《財政收支劃分法》修正案，理由是修法恐導致中央財政失衡，並違背憲法責任政治原則。此舉引發軒然大波，支持者認為行政院長是在守護國家財政安全，反對者則批評這是「行政否決立法」的憲政越界。輿論瞬間分裂，憲法法院因人事不足的僵局，致無法及時介入，更讓爭議陷入灰色地帶。這場衝突不僅是政治攻防，更是對憲政秩序的壓力測試。但卻是憲政程序的非常態現象，如何回復正常，避免引發政治危機，摧毀台灣好不容易的民主化成果？考驗各方智慧。
美國政府停擺案例提供制度化危機管理的模式
有人將此舉類比美國政府停擺，認為「政府部分失能但治理仍持續」是民主制度的韌性表現。然而，兩者本質迥異。美國停擺源於國會未完成撥款，行政機關依法不得支出，並依《預算不足法》（Antideficiency Act, ADA）與司法部意見書，啟動「例外業務」與「運作繼續」COOP（Continuity of Operations）計畫，而能維持航管、治安等核心功能。這是一套「明文法律＋行政指引＋常備計畫」支撐的程序化危機管理，而非「行政權單方否決立法」成果。
更重要的是，美國制度設計了「臨時撥款」（Continuing Resolution）與跨部會停擺方案，確保政府在政治僵局中仍能維持最低限度運作。國會雖分裂，但財政合法性與行政執行邊界清晰，停擺的影響多為「支出延後」而非永久取消，並由「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 CBO）、「國會研究服務」（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 CRS ）定期評估經濟損失。這種制度化的韌性，讓美國即使在極端對抗下，仍能避免憲政秩序崩壞。
台灣困境：不副署是程序斷裂的危險信號
台灣憲法設計了「覆議—不信任—倒閣及解散立法院」的三角制衡，理論上足以化解衝突。然而，當覆議遭否決、憲法法院因制度失靈無法仲裁，行政選擇「不副署」作為最後防線，副署從形式要件變成實質審查，憲政秩序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這不是制度韌性，而是程序斷裂。
副署制度原本是憲法第 37 條規定的形式要件，確保總統公布法律時行政院長共同負責。若不副署成為慣例，將重塑行政與立法的權力邊界。更嚴重的是，憲法法院因人事僵局與程序瓶頸陷入「難以運作」，使司法救濟失靈，政治衝突只能靠「硬碰硬」解決，這是憲政風險的警訊。
美國停擺案例給台灣的啟示，不在於「拒絕副署」的正當化，而在於制度化的危機管理。台灣應立即補強三個面向：
1.恢復憲法法院運：憲政爭議必須回歸司法仲裁，避免副署被濫用為實質否決權。應優先處理大法官人事與程序門檻，確保憲法法院能在 30 日內對「法案暫緩公布」爭議作出裁定。總統能否在提名大法官人選上，與在野多數妥協是為關鍵。
2.建立「預算－法律」衝突的程序化緩衝：當法律可能造成翌年超過債限，應啟動「自動回送＋時程化協商」機制，或可參考美國的臨時撥款，與部會持續計劃（contingency plan），提前公布影響評估與應急方案，提升透明度。
3.明確化副署定：副署應回歸程序要件，若要引入「法案暫緩公布」制度，必須透過修法明文規範，並附司法審查時限，避免政治濫用。這類設計可借鏡美國ADA的授權條款清晰性，確保行政行為有法律依據。
民主韌性在於程序
民主的韌性，不在於誰能「硬碰硬」，而在於制度能否在衝突中維持秩序與信任。美國停擺治理展現的是程序化危機管理，而非行政否決立法。台灣若要避免憲政秩序陷入灰色地帶，必須修補制度漏洞，讓衝突回到法律與程序。這場「不副署」風暴，應成為台灣憲政改革的警鐘，而非憲政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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