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近期日中關係急速惡化，外界普遍將焦點放在 11 月 7 日高市早苗公開談及「台灣有事」的相關發言。該言論迅速引發北京方面的強烈反彈，並成為國際媒體高度關注的事件。在主流敍事中，這番談話常被視為日中關係突然失速的直接導火線，象徵日本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出現明顯偏移。
然而，若僅從這場公開發言理解整體局勢，恐怕仍停留在表層。事實上，這波緊張並非單一事件所致，而是多個時間點、不同層次的互動逐步疊加的結果。就在 11 月 7 日之前，日中之間已出現更具實質衝擊力的政治摩擦，其影響深度，遠超過公開言辭本身。
更值得注意的是，當政治衝突浮上檯面後，最先引發廣泛社會討論的，並非軍事對峙或外交制裁，而是一連串日本藝人演唱會與音樂活動遭到取消。這些看似枝節的文化事件，反而成為觀察日中關係結構性變化的重要切口。
表面導火線與政治反彈
不可否認，11 月 7 日高市早苗關於「台灣有事」的發言，確實在輿論層面發揮了關鍵作用。該言論為北京方面提供了一個明確、易於對外操作的政治標靶，使其得以將一連串反制行動合理化，並向內外顯示立場強硬。
然而，政治反彈的實際效果，卻未必符合施壓方的預期。來自中國大陸的強烈批評，非但未削弱日本首相在國內的政治地位，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鞏固了其支持基礎。面對外部壓力，日本社會中「對外必須團結」的心理迅速升溫，原本可能因內政議題而動搖的聲音，反而被重新整合。
這種現象顯示，11 月 7 日的發言固然是輿論與外交層面的引爆點，卻未必是北京內部最難以接受的刺激，其角色更接近一個被放大使用的政治藉口。
真正的轉折：閉門會談的人權交鋒
若回溯時間線，真正改變北京對東京判斷的關鍵時刻，發生在更早之前的一場日中首腦閉門會談中。於 10 月 31 日舉行的會談裡，日本首相當面提出對新疆與香港人權狀況的關切。這並非透過外交管道的間接轉述，而是在雙方面對面的情境下，直接觸及最敏感的內政議題。
相較於公開發言，這種私下而直接的質疑，衝擊力更為深刻。它不僅涉及具體政策，更被視為對執政正當性的挑戰。由於相關內容並未出現在中國大陸官方媒體的公開報導中，外界注意力很快被隨後的台灣論述所掩蓋，但對北京而言，真正的心理轉折點，正是在這場閉門對話中形成。
在此背景下，11 月 7 日的公開發言，反而更像是在既有不滿已高度累積的情況下，被選擇性放大、用於對外施壓的象徵性節點。
文化制裁全面展開
隨著政治緊張升高，中國大陸很快啟動一系列高度可見、但成本相對有限的反制手段，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針對日本藝人的文化活動進行密集取消。這波行動並非零星個案，而是在短時間內形成明顯規模的現象。
經整理可見，短短一個月內，至少有二十組日本藝人的演出受到影響。濱崎步原訂於 2025 年 11 月 29 日在上海舉行的演唱會，於前一日 11 月 28 日突然宣布取消；其原訂於 2026 年 1 月 10 日在澳門舉行、作為亞洲巡演最終場的演出，也在臨近日期時遭到撤銷。作曲家和田薰（Kaoru Wada）的動漫交響音樂會，原訂於 11 月 28 日在北京、11 月 30 日在上海舉行，兩場演出同樣未能成行。
此外，創作歌手 natori 原訂於 11 月 28 日在上海、11 月 30 日在北京的活動相繼取消；樂團 chilldspot 原計畫於 12 月在三個城市巡演；SID 樂團原訂於 11 月底至 12 月初的演出安排，也同樣受到影響。多數取消決定發生在演出前夕，顯示其性質已超出一般商業考量。
民意反應的意外落差
過去，文化制裁往往能迅速引發民間的對外不滿，形成官方與輿論的同調。然而，這一次的社會反應卻出現明顯差異。社群平台上並未出現大規模的反日情緒，反而湧現大量對藝人與創作者的支持與惋惜。
許多年輕觀眾強調藝術與政治應當區隔，對演出臨時遭撤感到不平，甚至直言不應將政治衝突轉嫁到文化交流之上。這種反應顯示，官方動作與民間情感之間出現顯著落差，也反映出民族主義動員在當前社會環境下的效果正在遞減。
軍事施壓的極限操作
在文化與政治手段之外，事態亦一度升高至軍事層面。中國大陸軍艦對日本自衛隊飛機進行火控雷達照射，被視為高度挑釁的行為，象徵局勢已逼近危險邊緣。
然而，若從行動選擇觀察，北京仍刻意避免更具升高效果的手段，並未立即展開大規模軍事演習或導彈試射。相較之下，雷達照射雖然危險，卻仍屬於一種可控的極限施壓，其目的在於製造心理震懾，而非引發全面衝突。背後的關鍵考量，在於必須避免與區域內美軍力量發生誤判。
內部與經濟的雙重制約
除外部因素外，中國大陸的內部環境同樣構成重要限制。在經濟成長放緩、青年就業壓力升高的背景下，大規模群眾動員存在高度失控風險，使過去常見的反日示威難以輕易重現。
經濟層面的強硬反制亦面臨現實困境。日中供應鏈高度交織，若全面抵制日貨，首先受衝擊的往往是本地工廠與就業，形成殺敵一千、自損更重的結果。在當前情勢下，這樣的代價難以承受。
總體而言，日中關係的突然惡化，看似由 11 月 7 日的公開發言引爆，實則是長期矛盾在特定時點的集中釋放。10 月 31 日閉門會談中的人權交鋒，奠定了政治不滿的基調；隨後的台灣論述，成為對外升高反應的藉口；而密集取消的演唱會與有限的軍事施壓，則反映出北京在多重制約下所能動用的有限工具。
對日本而言，真正的課題不僅在於立場是否正確，更在於是否具備說出立場之後，管理風暴的後續策略；對中國大陸而言，民意反應的變化，也顯示傳統施壓手段的效果正在遞減。唯有正視這些結構性變化，日中關係才可能在對峙之外，重新找到降溫與重啟對話的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