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建甫 / 台大經濟系名譽教授
台灣最新人口統計顯示，2025年11月新生兒僅7946人，較去年同期減少逾三成，全年出生數恐難突破11萬。台灣的少子化問題是不折不扣的國安危機。
出生人口驟減的經濟背景
這一現象並非單純的統計波動，而是深植於經濟結構的長期困境。從成本效益的角度來看，家庭在決定是否生育時，會衡量子女養育的成本與未來可能帶來的效益。當教育、住房、醫療與生活成本持續上升，而薪資成長停滯，家庭的「預期成本」遠高於「預期效益」，自然導致生育意願下降。
在過去，子女被視為家庭勞動力與老年保障的來源，效益相對明顯。然而在現代社會，子女的經濟效益逐漸轉向非物質層面，如情感支持或社會地位象徵，難以抵消龐大的養育成本。尤其在房價高漲、工資停滯的環境下，年輕世代普遍認為生育會加重財務負擔，甚至影響自身生活品質。這種理性計算使得出生人口持續下滑，並反映在統計數字的劇烈減少。
家庭理性選擇與社會外部性
從微觀經濟學的角度，家庭的生育決策是基於個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選擇。然而，少子化卻帶來顯著的社會外部性。當出生人口減少，未來勞動力供給萎縮，社會整體的生產力下降，進而影響經濟成長與公共財政的永續。這種外部性無法由單一家庭的理性計算所內化，因而形成「個人理性與集體非理性」的矛盾。
政府雖設立少子化辦公室並推動補助政策，但若補助金額不足以改變家庭的成本效益計算，政策效果便有限。舉例而言，若每名新生兒補助僅能抵消部分托育費用，卻無法解決住房壓力與長期教育支出，家庭仍會選擇不生。這顯示政策若未能針對主要成本來源進行結構性改革，便難以扭轉少子化趨勢。
此外，社會氛圍亦影響效益的認知。當網路輿論普遍認為「薪水低、房價高、政府不作為」，生育的社會效益被進一步削弱。家庭在預期未來環境不利的情況下，更傾向於降低生育意願。這種心理預期與經濟計算交織，形成少子化的惡性循環。
長期成本效益與政策挑戰
少子化的長期影響在於人口結構失衡。當出生人口持續下降，老年人口比例上升，社會將面臨勞動力不足、醫療與社福支出增加的雙重壓力。從成本效益的角度，政府若不及早介入，未來的「社會成本」將遠高於當前的「政策成本」。因此，投資於托育、教育、住房與薪資改革，不僅是鼓勵生育的措施，更是降低未來財政壓力的必要手段。
然而，政策推動面臨挑戰。首先，財政資源有限，如何在短期內提供足夠誘因以改變家庭的生育計算，是一大難題。其次，政策需兼顧公平性，避免僅惠及特定族群而造成社會分化。第三，政策效果需長期累積，短期補助難以立刻扭轉人口趨勢。這意味著政府必須以結構性改革為核心，從提升薪資、降低房價到改善教育資源分配，才能真正改變家庭的成本效益判斷。
在經濟學的框架下，少子化並非單純的人口問題，而是成本效益失衡的結果。家庭在理性選擇下拒絕生育，導致社會外部性不斷累積，最終形成國家層面的危機。唯有透過政策介入，降低生育成本、提升子女效益，才能扭轉這一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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