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玉莉/中美文經協會副秘書長
1942年上半年，由蔣介石委員長领導的國民政府在外交領域可謂大放異彩，有重大突破，亦謂他的聲望高光時刻來到。譬如1月1日美、蘇、中、英等26國在華盛頓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反法西斯同盟正式形成；2月間蔣介石出訪印度拜會甘地等重要政界人士，前往緬甸臘戌指揮我滇緬軍與英美同盟國合作準備反攻，這些都說明蔣介石積極展現中國領袖之領導統御及外交戰略的佈署與折衝的能力，當然已受到英美蘇同盟國的肯定與推崇。至於1942年的下半年蒋介石在内政方面亦是成績斐然，日軍侵華蠶食鯨吞的攻勢已逐漸削弱，國民政府可掌握領士已倍數増加，特別是7~8月後，新疆盛世才督辦正式脫離蘇聯的扶助回歸中央政府領導，青海馬家軍更堅定地效忠國民政府並遵從軍隊調度，故而，内政上，共黨問題到底代表是個團結或分裂的力量？很快地又提到蔣介石關注的日程！
於此，1942年的9月11日蒋介石在西安，其日記寫下：共黨林彪之不來何耶？蔣介石為何急著想見林彪！從當年蔣中正日記，似看不出緣由；再而，是年10月初時，林彪代表毛澤東或中共中央已轉去重慶，並從1942年10月初至1943年6月底待了8個月之久，其中蔣介石總共約見著林彪3次，不過1942年10月13日，蔣介石在重慶第一回見著林彪，在其“日記”卻以輕蔑的口吻評論林彪：幼稚可嘆！！這又是什麼緣故？
本文將分二個部分， 第一個部分旨在分析從1942年下旬蔣介石規劃西北行預定前往西安前，至1943年6月底林彪離開重慶時，蔣介石確實有心或計劃約見毛澤東；但由於最初該計劃過於膽大或相當主觀性，進行中具有高度隐閉機密性，許多雙方重要幕僚包括張治中、胡宗南或中共伍修權等皆未曾提及此事！顯然，亦代表當時時機上並不妥當，於是經過不到一個月就遭到毛澤東及周恩來等的婉拒，後來才有是年9月派出林彪來西安，再赴重慶這一段過程。附帶一提，筆者要慎重指出：大陸方面撰寫此段的黨史工作者或自媒體人士，大概都沒有看到蔣中正的原始日記，不會查證，以致把蔣介石約見周恩來日期（7月19日）記錯，甚至蔣介石在8月14日既敲定視察西北行前（已定下先飛蘭州再西寧等地，約二星期左右），他們還在推論毛周倆人仍在電報密商毛澤東想見蔣介石之事。事實上毛澤東將派林彪會見蔣介石，筆者認為蔣介石應該在9月3日抵達西安前就已知悉。本文的第二部分，將分析有關林彪此行来到重慶有8个月之久，看似談判並無進展，但事後蔣介石等不得不承認林彪作的統戦工作是很成功；或許也算他成功地避免或化解1943年7月胡宗南部隊向延安進攻的計劃！（謹註：本文引據蔣中正日記，皆依據台北市：國史館，2025年 8月版）
壹、蔣介石想會見毛澤東的歷史文件及動機等因素分析
一、1942年9月3日蔣介石來西安，最初計劃之一約見毛澤東。
據查2010年台北的「國史館」公佈1942年12月1日毛澤東致蒋介石的信，大家才注意到當年，蔣介石有計劃邀請毛澤東到西安甚至重慶會談的構想（即引發大陸方面探討當年毛澤東為何無法出席，或林彪如何替代毛澤東到達西安及重慶的經過）。其原文如下：
“介公委員長政席：
前承寵召，適染微恙，故派林彪同志晉謁。嗣後如有垂詢，敬乞隨時示知，自當趨轅聆教。鄭委員延卓兄來延宣佈中央德意，東及災黎軍民同感。此間近情已具告鄭兄，托其轉陳，以備採擇。鄭兄返渝之便，特肅中禇，藉致悃忱。
敬頌勛祺不具。
毛澤東謹上 卅一年十二月一日”
不過，筆者在此首要指出：此份原始檔案，在1978年10月31日由秦孝儀負責總編纂出版的《總統蔣公大事長篇初稿卷5上冊，頁328》就已介紹全文。且在1943年6月7日蔣介石第三次見過林彪之後，於6月11日即覆函如下：
“去臘鄭延卓委員回南，接奉手示，以無便友來延，故稽延未覆，兹乘周、林二同志回延之機，特泐數行，以伸悃忱，如能駕渝惠唔，尤為欣慰，未盡之意，已屬周、林二同志面達，恕不贅述，順頌時祉。”
上述這覆函動作蔣中正日記有記載為1943年6月11日，而1978年秦孝儀編著的書中則記載為6月10日並略述函件內容。
筆者查證從這二函件內容皆說明蔣中正在1942年無論是7月19日透過周恩來邀請毛澤東來西安，或11月左右透過鄭延卓慰問延安災民再次皆表達也歡迎毛澤東來重慶！
再又，此處還要補充，儘管1942年9~10月毛澤東已派出林彪為代表來到西安及重慶，或重慶早有周恩來等重要談判負責人，事實上，當下只要日本在華攻勢擴張，又為爭取蘇俄之外交援助，蔣介石即想利用中共並希望毛澤東來會見也！詳見蔣介石日記＂1943年4月本月反省錄＂所載”今後要務, 仍為俄國外交與共黨內憂。如果倭俄戰起，應對共黨提出妥協條件， 使之共同對倭；並令毛澤東來會，予之開誠協商；對俄國提共同作戰與解決外蒙問題，並商同盟協定義（四月廿三日）”【蔣中正日記(1943)，頁120 】
二、1942年7月19日前，蔣介石预想西北行後，即來西安約見毛澤東並不是蔣介石突發奇想；近因主要受二方面影響。筆者認為一是蔣經國的看法；二是新疆收復的經驗。以下分述之：
(一)受蔣經國的看法影響
1941年初，太平洋戰爭已爆發，5月德國向蘇俄已宣戰並侵略開始，美蘇皆自顧不暇但仍對中國亟於拉攏。而1941年1月新四軍事件是國民黨對中共在皖南一帶擴張勢力，大大反擊。當時國共雙方存在很大的分歧，國民黨內企圖對中共一舉殲滅的建議不斷升起；包括1942年8月5日白崇禧（副參謀總長)對共軍態度曾向胡宗南說：擬在日蘇戰争時，乘機解決中共；令中共赴東北，如不服從解決之；（故對陕北用兵，以不放棄公路為原則，則利用裝甲部隊直搗膚施(即延安）實為理想；但該年4月蔣經國及蔣緯國兄弟倆奉蔣介石之命，先至西北行（蘭州、青海及河西走廊至敦煌考察），蔣經國（32歲）對胡宗南（46歲）的講話，卻是對北方共軍還是應該採政治方面著手...
據“胡宗南先生日記”提到：是年4月14日蔣經國將離開西安，做了5項指示，其中第一項指示：一、陜北問題應即解決，先從政治入手、地方入手。【註1：胡宗南先生日記上册，台北：國史館，2015年7月，頁102~】
再而，蔣介石3月底先行派蔣經國去西北行30多天後（蔣經國5月18~23日回到重慶，即與蒋介石談話多次），顯然到了七~八月時，蔣介石想要親赴西北行（不僅重視新疆問題，也在考察西北並有意定下未來首都或陪都在關中！），這些都說明蔣介石7月下旬主動決意在西安或重慶，想約見毛澤東，蔣還是採用了蔣經國的看法。
(二)是年7月以前，新疆的盛世才已向蔣介石傳達歸順中央電函等，並表明同蘇聯脫離關係；
本小節特要說明的是；西安事變後，蔣中正日記（從1937~41年），有提到想約見毛澤東？即透過政治談判或較和平方式解決共黨問題？幾平没有。據查1937年6月17日其日記對於共黨或毛澤東個人問題，還寫下，希望安排毛澤東”出洋”；有時甚至1~2年（1938～39年）蔣介石日記不提毛澤東的名字（只提到中共或共黨問題）。再而，縱使七七蔖溝橋事變後，對日抗戰收編共軍為國軍之八路軍及新四軍，蔣仍要求胡宗南將軍對陝北不斷進行軍事封鎖線的擴大或強化。而1941年新四軍事件後，蔣介石對毛澤東或中共的評論仍是很怨懟責罵的，甚而不滿國軍的將領友善共軍；曾電訊戍守在晉南洛陽衛立煌將軍及西安的胡宗南將軍：不要理睬或回應毛澤東的電訊，認為毛是在分化國軍部隊。1941年蒋介石在日記寫下：
6月5日“預定：二、電衛（立煌)、胡（宗南）不理毛(澤東）電”
6月7日“中共毛澤東電我前方衛、胡二將領其甘言合作與解決國共過去之糾葛，此完全反映於俄、德、倭關係之緊張乃為事實，而其用意在試探與挑撥我內部意見也，毫無誠信可言。”又，該年終檢討，其日記再提共黨之惡毒，如下：“中共自一月起新四軍被我解決以來，其兇狠咆哮，借俄國外援對我黨國之污衊侮辱，可謂極矣。中共為其（俄）在華之第五縱隊，其奸劣實甚於漢奸偽組織之所為….然而彼（俄)於今冬多福多夫收復，德軍後撤以後，中共又狐假虎威，侮慢又來矣，可痛之至。然而中共與俄國之失信自害，實於我內政外交無形中之成就，不可以平常通例比也”【註2，蔣中正日記（1941年），頁343】
所以，到1942年7月後，蔣介石突然決意約見毛澤東，應是新疆問題之解決已明朗化；以下據蔣中正1942年日記所述：
“31年總反省錄：..二一、新疆省主席兼督辦於7月間公開反正，歸順中央，效忠黨國，一而河西走廊馬步清軍隊一完全撤退於青海，於是蘭州以西直達伊犁直徑3000公里之領土，全部收復，此為國民，政府成立以來最大之成功，其面積10倍於東北三省也。此不僅領土收回而已。而新疆歸誠中央以後，我抗戰之後方完全鞏固，倭寇更無意消滅我政府，而俄國與中共之態度亦大轉變，不敢為我抗戰之害，此非上帝賜予中華民族之恩澤，絕不能致此也”…【註3，蔣中正日記（1943），頁379】
簡言之，1942年7月下旬，促動蔣介石願主動約見毛澤東於西安，應該與新疆以和平方式解決，而國民政府用懷柔政策或策動遊說等的政治手段助攻有關，故蔣介石也願嘗試坐下來同毛澤東談談吧。
三、蔣介石主動出擊約見毛澤東於西安之構想形成，應是在1942年7月19日之前。毛澤東或周恩來等婉拒蔣介石之邀請，並決定派出林彪應在是年8月14日之前或9月3日蔣介石抵達西安時。
筆者認為探討蔣介石最初構想約見毛澤東來西安，一定要根據史料來做出判斷；至於大陸黨史工作者或自媒體人，評述這段經過似乎没細查或參照台灣方面正確史料，實讓人難以相信大陸研究者有嚴謹態度面對歷史？（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