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近期美國政治人物對中東局勢衝突表態轉趨保守，伊朗方面亦釋出訊息，表示其在荷姆茲海峽的行動僅針對特定國家，並非全面封鎖。當前局勢不再是單純的升級或降級，而是一場高度不確定的戰略博弈，全球能源市場籠罩在高度不確定之中。作為全球最重要的能源運輸咽喉之一，荷姆茲海峽每日承載約五分之一的石油與大量液化天然氣。在航運受阻之下，國際能源價格與金融市場出現劇烈震盪，對多數國家而言，這是地緣政治風險；但對台灣而言，它是一個直接攸關經濟安全的現實問題。
「非核家園」能源政策的反思
在此背景下，台灣社會近來再度出現對能源政策的反思。核三廠未來可能重新啟動，引發社會廣泛討論，也使過去「非核家園」的政策主軸重新受到檢視。過去十餘年，台灣能源政策深受政治動員與社會運動影響，核能逐步被排除於主流能源選項之外。然而，能源政策終究不是價值宣示，而是必須回應經濟結構與國際風險的現實選擇。
從結構面來看，台灣能源體系存在明顯的脆弱性。首先，能源進口依存度超過97%，在主要經濟體中名列前茅；其次，電力結構近年快速轉向天然氣發電，占比已超過四成。天然氣雖被視為相對低碳的過渡能源，但其高度依賴液化與海運體系，使其在地緣政治衝突下特別脆弱。一旦關鍵航道荷姆茲海峽出現中斷風險，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將迅速放大。
這也凸顯出台灣能源政策中的一項關鍵迷思：在追求減碳與能源轉型的過程中，過度集中於單一進口能源，反而可能削弱整體能源安全。當國際能源運輸面臨衝擊時，價格不只是上升問題，更可能轉化為供應中斷的風險。相較之下，許多國家已開始重新評估能源組合的韌性，例如日本逐步重啟核電機組，歐洲部分國家亦在能源危機後重新檢視核能角色，顯示能源政策正在從理想導向轉向「風險管理」導向。
能源政策面對典型的「能源三難困境」
對台灣而言，能源政策本質上是一個典型的「能源三難困境」：能源安全、環境減碳與社會接受度之間難以兼得。若完全排除核能，電力系統將更依賴天然氣與煤炭；若天然氣比重持續上升，則能源安全將高度繫於國際航運與地緣政治穩定；而若忽視減碳目標，則又難以回應全球氣候治理的壓力。在這樣的結構約束下，單一政策口號「非核家園」難以支撐長期經濟安全與社會穩定發展。
更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產業結構正快速轉型，高科技與半導體產業持續擴張，電力需求長期呈現上升趨勢。在需求不斷增加的情況下，能源政策更需建立在長期供需平衡與風險分散的基礎上，而非短期政治選擇。
「風險管理」為核心的能源政策架構
荷姆茲海峽的緊張局勢提醒我們，能源問題從來不只是環保或技術議題，更是一項深刻的地緣政治與國家安全問題。當全球主要國家開始重新調整能源結構之際，台灣若仍停留在單一能源路線的政策想像，將可能在未來的能源衝擊中承受更大的代價。
面對高度不確定的國際環境，台灣更需要一個以「風險管理」為核心的能源政策架構。多元能源組合、供應來源分散以及制度韌性的提升，應成為未來政策調整的方向。唯有如此，台灣才能在全球能源與地緣政治交錯的壓力之下，維持經濟發展與社會穩定。否則，今日的風險，終將在未來以更高的成本呈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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