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本周引發社會關注的進口發芽馬鈴薯爭議，從檢疫標準、龍葵鹼（茄鹼）含量，到加工端是否能有效剔除芽眼，迅速從專業問題轉化為輿論風暴。表面上，這是一場典型的食安事件；但若僅止於「能不能吃」、「是否超標」的討論，反而可能掩蓋真正更深層、也更迫切的問題：台灣對糧食安全的戰略定位，長期處於模糊甚至錯置的狀態。
「可控制風險」在現實運作中轉化為「難以驗證的假設」
當前爭議的核心之一，在於龍葵鹼含量的標準認定。政府主張，只要經過加工處理後於安全門檻內，即可流通市場。這樣的邏輯在學理上並非全然不可接受，但問題在於，它高度依賴加工端的自律與執行品質。在缺乏即時、透明且可追溯的監管機制下，所謂「可控制風險」，很容易在現實運作中轉化為「難以驗證的假設」。當制度將關鍵風險交由不可完全監控的環節承擔，消費者實際上是被動承受不確定性的一方。
然而，比食安更值得關注的，是這起事件所揭示的供應結構問題。台灣馬鈴薯需求量龐大，卻長期高度依賴進口，主要來源包括美國與澳洲。在平時，全球貿易體系可以有效彌補產量缺口；但一旦進入運輸受阻、能源價格波動或區域衝突升溫的情境，這種結構性的依賴，將迅速轉化為風險的放大器。此次發芽問題，正是長時間海運、儲存條件不穩定所導致的典型結果。
這也凸顯一個長期被忽略的事實：在台灣的政策思維中，馬鈴薯始終被視為「配餐蔬菜」，而非具備戰略意義的糧食作物。相較之下，歐洲國家早已在歷史經驗中，將馬鈴薯視為度過飢荒與戰爭的重要支柱。法國畫家米勒在《拾穗》中描繪了一幅在法國農村生活中最為常見的情景：時值秋季，萬物成熟，金黃色的麥田一望無際，麥收過後的土地上有三位農婦正躬著身子十分耐心的撿拾著那些零星被遺落的麥穗。米勒表達了他對農民艱苦生活的深刻同情外，更是一種關於糧食、貧窮與生存的制度性記憶。反觀台灣，我們對於這類「基礎澱粉來源」的戰略認知，仍停留在市場供給充足的假設之上。
在極端氣候日益頻繁、全球供應鏈持續重組的當下，這樣的假設已變得愈來愈脆弱。糧食安全不再只是農業政策的一環，而是國家風險管理的重要組成。如果能源可以成為戰略資源，糧食同樣如此；而當一項作物在危機時刻具有「替代主食」的能力時，其地位就不應再被邊緣化。
「馬鈴薯之亂」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個警訊
從這個角度來看，「馬鈴薯之亂」並非單一事件，而是一個警訊。它提醒我們，當制度將重心放在末端標準的調整，而忽略前端供應鏈的韌性建構時，政策實際上是在被動應對，而非主動治理。若無法從源頭降低風險，再精細的檢驗標準，也只是事後補救。
因此，面對當前問題，政策思維需要出現三個轉向。首先，是定位的轉向。應重新評估馬鈴薯在國家糧食體系中的角色，將其納入具戰略意義的作物範疇，逐步降低對單一進口來源的依賴。其次，是治理的轉向。建立涵蓋運輸、儲存與加工各階段的全供應鏈監測機制，特別是對於高風險批次，應有更嚴格且透明的追蹤制度，而非僅依賴終端抽驗。最後，是認知的轉向。透過教育與公共溝通，使社會理解糧食安全不只是「吃得安不安全」，更關乎「在風險來臨時，是否仍有得吃」。
當前全球局勢的不確定性，已經使「平時的效率邏輯」逐漸讓位於「非常時期的韌性思維」。在這樣的轉變之中，任何被低估的基礎資源，都可能在關鍵時刻成為決定性的變數。
當社會還在爭論馬鈴薯能不能吃時，真正的問題其實早已改變：不是食安，而是我們是否還有能力，在風險來臨時，確保下一餐仍然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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