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祐齊/銘傳大學法律系助理教授
近日，台中某私立大學法律系課堂發生的「老鼠屎」事件，引發社會討論。依媒體報導，法律系李姓教授在刑事訴訟法課堂中，因學生未攜帶指定教科書，在教室內以「老鼠屎」等語批評學生，學生認為人格受辱，提告公然侮辱；台中地方法院審理後認為，該言論雖尖酸刻薄，但係針對學生未依要求攜帶教材及學習態度所為評論，難認具有公然侮辱罪所要求的實質惡意，判教授無罪。
這起事件容易被簡化成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老師只是嚴格，學生太玻璃心」；另一種說法則是「老師羞辱學生，大學課堂仍有威權陰影」。但若只停留在情緒對立，反而錯過了更重要的憲法問題：大學生在大學課堂裡，到底享有什麼樣的學習自由？
所謂學習自由，並不是學生想不帶書就不帶書，想不聽課就不聽課，更不是拒絕一切課堂規範的自由。學習自由的核心，應是學生作為成熟的學習主體，有權在大學教育中形成自己的知識路徑、閱讀方法、問題意識與批判能力。大學不是只訓練服從的場所，而是培養判斷力的場域。學生不是知識容器，也不是課堂命令的單純執行者，而是參與知識形成的主體。
憲法保障講學自由包括學生的學習自由
憲法上的依據並不陌生。司法院釋字第380號明確指出，憲法第11條關於講學自由的保障，就大學教育而言，包含研究自由、教學自由及學習自由；而大學課程如何訂定，因直接與教學、學習自由相關，也屬於大學自治的重要事項。 釋字第563號也指出，大學自治為憲法第11條講學自由的保障範圍，大學對教學、研究與學習等學術事項，包括課程設計、學力評鑑、考試規則與畢業條件，享有自治權。
因此，學習自由不是教育法上的裝飾性口號，而是大學自治與學術自由的一部分。大學自治不是只有保護學校或教師，也不是只保障教師可以自由授課；它同時應保障學生能在大學制度中自由學習、自由思考、自由形成專業判斷。
從這個角度看，本案的關鍵不在於「學生是否可以完全不遵守教師指定教材」，而在於教師要求學生攜帶指定教科書，是否屬於合理課堂規範？學生若採用其他資料或學習方式，是否仍有被理解、被討論的空間？當教師認為學生沒有遵守課堂要求時，可以如何糾正，而不至於把學生的人格貶抑為教學管理的工具？
法律教育尤其值得反省這一點。法學不是背誦條文而已，也不是只接受單一權威教材。法學教育的核心，在於訓練學生閱讀法條、判決、學說、實務見解，並在不同觀點之間建立判斷。教師指定一本主要教材，當然有其教學專業與課程安排上的合理性；但學生閱讀其他教材、補充資料、判決或學說文章，也不必然就是錯誤的學習態度。真正的大學課堂，應該允許學生在合理課程要求之內，發展不同的學習方法。
不過，學習自由也不是沒有邊界。大學課堂畢竟不是個人自習室，而是共同學習的空間。若教師已在課程大綱或課堂中明確要求攜帶指定教材，且該教材與課堂討論、案例分析或條文操作有直接關聯，學生仍應尊重這項合理要求。學生可以質疑教材選擇，可以提出不同學習策略，也可以主張其他資料更適合自己；但若完全不理會課堂基本規範，又要求教師不得管理，這並不是學習自由，而是把自由誤解為無義務。
真正困難的是當學生未遵守教師要求時，教師可以用什麼方式回應？法院在刑事案件中判決無罪，只代表該言論尚未達到刑罰處罰的程度，並不表示這就是理想的教育語言。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3號指出，公然侮辱罪必須依個案表意脈絡判斷，表意人是否故意發表公然貶損他人名譽之言論，且是否已逾越一般人可合理忍受的範圍，並須權衡名譽權與言論自由。刑法作為最後手段，不宜輕易進入教室；但刑法不處罰，不代表教育現場不需要自我檢討。
教師對課堂管理可以嚴格 但不應羞辱
課堂管理可以嚴格，但不應羞辱。教師可以說：「未攜帶指定教材會影響課堂討論」，也可以說：「這樣的準備不足，不符合本課程要求。」這是對學習行為的評價。但若用帶有人格貶抑色彩的詞語指稱學生，就容易使課堂管理從「行為糾正」滑向「人格標籤」。對大學生而言，學習自由不是免於批評的自由，但至少應包括不被羞辱、不被標籤、不因一次學習方式不同而被排除於學習共同體之外的自由。
大學教育的目的，不是讓學生永遠順從教師，而是讓學生有能力成為獨立判斷的人。若課堂只允許一種教材、一種答案、一種學習方式，學生即使通過考試，也未必真正受到大學教育。反過來說，若學生把學習自由理解為完全不接受課堂要求，也同樣無法形成負責任的學術態度。學習自由的成熟樣貌，是學生能在課程規範中提出理由、表達不同看法，並承擔自己學習選擇的結果。
因此，本案給大學的啟示，不是「老師以後都不能罵學生」，也不是「學生以後都不能挑戰老師」，而是大學應建立更清楚的學習自由界線。
第一，課堂要求應明確化。教師若要求學生攜帶指定教材、完成課前閱讀或使用特定版本資料，應在課程大綱或課堂規則中事先說明。規範越清楚，衝突越不容易被情緒化。
第二，學生應有說明與辯證空間。若學生使用其他教材或學習資料，教師可以要求學生說明理由，並判斷是否影響課堂參與，而不是直接將其視為態度不佳。大學課堂應鼓勵理由，而不是只要求服從。
第三，教師管理應聚焦行為，不應貶抑人格。批評學生沒有準備、未遵守課堂規範，與把學生形容成破壞整體秩序的人，兩者在教育效果上截然不同。前者仍是教學，後者可能成為羞辱。
第四，學校應建立可信任的申訴與溝通機制。若學生認為教師管理方式不當，不應只剩下刑事告訴這條路。成熟的大學自治，應讓課堂爭議能透過系所、院級、校級程序被妥善處理，而不是等到法院介入後，才由刑事判決決定誰輸誰贏。
大學的學習自由屬大學自治 不宜動輒訴諸刑法
大學自治的價值，不在於讓教師成為教室裡不受挑戰的權威，也不在於讓學生得以拒絕所有課堂要求。大學自治真正要保護的，是一個能夠自由教學、自由學習、自由辯證的學術共同體。教學自由與學習自由並非敵人；教師有教的自由，學生也有學的自由，而兩者都必須在尊重人格與追求知識的前提下運作。
「老鼠屎」案最值得留下的問題，不是這句話有沒有犯罪，而是我們希望大學培養什麼樣的學生。如果我們期待學生未來能獨立思考、勇於發問、能在不同觀點中形成判斷，那麼大學課堂就不能只要求服從，也不能把羞辱當成教育。學習自由不是學生逃避規範的藉口，而是大學教育之所以不同於訓練、管理與管教的根本理由。大學生當然要對自己的學習負責；但大學也應讓學生在被要求之前，先被當成一個有尊嚴、有思考能力的學習主體。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