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鴻/軍事與安全戰略分析員
當外界仍習慣把「忠誠僚機」理解為「沒有飛行員的戰鬥機」時，真正值得追問的問題，其實早已不是座艙裡有沒有人，而是：在未來空戰中，究竟是誰在理解戰場、形成判斷，並主導決策節奏。
從美軍推動的協同作戰航空器（CCA）、澳洲的 MQ-28「幽靈蝙蝠」，到中國大陸近年展示的 FH-97 與其他匿蹤無人作戰平台，再到俄烏戰場上不斷演化的遠程無人機運用，空戰型態正在出現一項根本變化：它正逐漸從「單一飛行員主導的接戰模式」，轉向由 AI、感測器、無人節點與人類監督者共同組成的分散式作戰循環。
這場變化的核心，不只是平台換代，而是空戰中 OODA 循環的重新分工。
所謂 OODA，即 Observe（觀察）、Orient（定向與理解）、Decide（決策）、Act（行動）。在傳統空戰中，這是一套高度集中於飛行員個體的認知流程：飛行員必須自己看見威脅、理解態勢、作出判斷，並立即採取行動。飛行技術、戰術素養與心理素質，因而被壓縮在極短的時間內接受考驗。
但隨著人工智慧、資料鏈路、分散感測與自主系統逐漸成熟，這套模式已開始改變。今天的 AI 已能在一定程度上執行航路規劃、目標辨識、電子戰支援、編隊協同與任務配對等功能，機器不再只是輔助工具，而是正在成為作戰流程中的重要節點。
然而，這並不意味著人類可以退出決策鏈。至少從美軍近年的發展方向來看，核心問題始終不是「能不能自動化」，而是「哪些環節可以交給機器，哪些判斷仍必須由人保留」。這也是為什麼美方在推動自主與半自主作戰能力的同時，仍持續強調人類對武力運用必須保有適當程度的判斷與監督。
換句話說，未來的空戰現場，人類角色很可能不再是每一秒都直接操控平台的執行者，而更接近任務意圖的設定者、交戰條件的授權者，以及系統行為的監督者。從這個角度看，「Human in the loop」與「Human on the loop」之間的差異，不只是技術設計問題，更代表戰場決策權正在重新分配。
真正的考驗在於，當戰場步調與節奏，逐步進入機器速度之後，人類是否仍能維持對整體戰場現實的有效理解。
這也正是忠誠僚機與蜂群系統最值得關注之處。它們不只是便宜、可消耗、能伴飛的無人平台，更像是一種由多個節點構成的網路化作戰架構：由感測器擴大觀察範圍，由 AI 整合資訊與推演態勢，人類則保留授權與監督，再由自主化節點高速執行任務。過去由單一飛行員獨力完成的 OODA 循環，未來很可能將被拆解成多個同步運作的環節，分布在不同平台與不同層級之間。
如果說傳統空戰比的是誰先看見、誰先反應，那麼未來空戰更可能比的是：誰能在龐大而高速流動的資訊之中，維持對戰場的有效認知。
近來外界關注俄軍天竺葵（Geranium）系統，是否同樣具備某種程度的網狀自組能力，也反映出類似趨勢。若無人機群能彼此擔任中繼節點、在部分節點受損後重新維持連結，那麼它們就不再只是分散投射的彈性火力，更可能成為一種具韌性的作戰網路。即使相關細節仍有待更多驗證，這類發展方向本身已足以說明，未來空中威脅未必只來自單一高性能平台，而可能來自大量低成本、可重組、能協同的無人節點。
不同國家對這場轉變的理解，也正逐步呈現不同路線。美國傾向在加快人機協同與擴張作戰節點的同時，仍把人類保留在關鍵授權與判斷位置；中國大陸則持續強調智能化戰爭、人機協同與體系化作戰，力圖將平台、資料與火力更深地整合進同一作戰網路；俄羅斯與伊朗所展現的，則更偏向低成本、高韌性、可大量消耗的無人節點運用邏輯。
這些差異背後，真正的分野或許不只在技術，而在於：各國究竟願意把多少 OODA 權限交給機器。
因此，忠誠僚機真正改變的，恐怕不只是空戰的兵力結構，也不只是有人與無人的比例，而是空戰中最核心的問題：誰負責看見、誰負責理解、誰負責下判斷，以及誰能在最短時間內把這一切轉化為可執行的行動。
未來空戰真正的競爭，或許不只是誰擁有更多無人平台。當機器逐漸接管速度與火力之後，真正決定勝負的，可能將不再是誰飛得更快，而是誰仍能理解戰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