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6月12日，全球矚目的世界盃足球賽正式在美國、墨西哥與加拿大三國拉開帷幕，這是有史以來規模最大、參賽隊伍最多的一屆世足賽。然而，賽事開幕前便已籠罩在濃厚的政治陰影之下，從美國總統川普的旅行禁令導致部分球隊人員與球迷無法入境，到美國與伊朗之間的戰爭狀態一度讓伊朗能否參賽充滿變數，在在顯示這場體育盛會從未真正脫離過政治的干擾。
據Gzero Media資深記者扎克·魏茲（Zac Weisz）在2026年6月11日發表的文章中分析，世界盃主辦國能否攻入政治目標，是一個值得深入探討的議題。魏茲認為，大型體育賽事向來是主辦國展現國家實力、塑造國際形象的重要舞台，但政治目標的達成與否，往往取決於主辦國內外部條件的複雜互動，絕非單純舉辦賽事便能水到渠成。
歷屆主辦國的政治算盤：從卡達、俄羅斯到美加墨
2022年由卡達主辦的世界盃，被視為小國藉體育賽事提升國際能見度的經典案例。 卡達是第一個主辦世界盃的中東國家，也是史上最小的主辦國。該國將申辦世界盃提升至國家外交政策的核心層級，投入大量時間、資源與資金，試圖透過這場全球盛會，向世界展示其現代化形象與區域影響力。然而，整個申辦過程充滿爭議，美國等西方國家長期指責卡達靠「行賄」贏得主辦權，甚至對相關人士啟動司法調查，使得卡達的政治目標在爭議中蒙上陰影。即便如此，分析人士指出，對卡達而言，主辦世界盃本身就是國家具有影響力的展現，其意義並非贊助或廣告置入可以替代。
2018年俄羅斯世界盃則是另一個政治目標明確的案例。 當時俄羅斯因 doping 醜聞與國際制裁而形象受損，普丁政府希望透過成功舉辦世界盃，提振國內民眾的愛國情緒與對領導人的支持度。魏茲的看法是，俄羅斯確實舉辦了一屆讓外界跌破眼鏡的賽事，球迷體驗與賽事組織獲得許多正面評價，但其政治收益主要集中在國內層面。在國際上，西方國家領袖出席率偏低，許多國家仍以抵制或冷處理回應俄羅斯的政治姿態，顯示世界盃的「政治得分」效果存在明顯的天花板。
2026年由美加墨三國合辦的世界盃，堪稱地緣政治因素驅動下的制度性創新。 然而，魏茲觀察到，這場原本象徵北美整合的盛會，如今卻因川普的貿易戰與強硬移民政策，使得三國關係轉趨貌合神離。魏茲指出，川普已將這屆世界盃視為個人政治舞台，與國際足總主席因凡蒂諾密切合作，頻繁推廣賽事，甚至親自出席賽前活動。法國《世界報》更直言，2026年世界盃正在被川普塑造成展示個人政治影響力的舞台，體育賽事與政治宣傳之間的界線日益模糊。
申辦世界盃的深層政治動機：軟實力、聲望轉移與國內治理
世界盃作為全球收視率最高的單項體育賽事，對主辦國而言是向數十億觀眾展示國家文化與價值觀的絕佳機會。 從軟實力角度來看，主辦國希望透過流暢的賽事組織、熱情的球迷接待與現代化的基礎設施，扭轉外界對其國家的既定印象。有學者指出，世界盃對主辦國來說通常是軟實力的超級增強器。然而，魏茲分析，若主辦國在賽事期間同時推行爭議性政策，反而可能將軟實力機會轉變為「烏龍球」，讓外界焦點集中在政治爭議而非體育競技本身。
另一個重要的政治動機是聲望轉移與國內治理的正當性建構。 對威權體制或正當性較弱的政權而言，舉辦世界盃有助於轉移國內民眾對經濟困境或政治壓制的注意力，同時透過國際社會的肯定來強化統治正當性。魏茲的看法是，俄羅斯與卡達都在某種程度上運用了這種策略，但成效差異甚大。俄羅斯成功提升了國內的民族自豪感，但卡達至今仍面臨西方媒體對其人權紀錄與移工待遇的持續批評，顯示國際聲望的提升並非舉辦賽事的必然結果。
中國大陸的情況則更具指標意義。 中國大陸早在2015年便發布《中國足球改革發展總體方案》，設定在2050年成為「世界一流足球強國」的長遠目標。魏茲指出，對中國大陸而言，足球實力的提升被視為國家復興的重要指標之一。在2022年卡達世界盃期間，中國大陸官方大力宣傳賽場上的「中國元素」，從球場建設到周邊商品無所不包，卻被外界諷刺「獨缺國家隊」。這凸顯了一個核心困境：即使成為主辦國或供應鏈大國，若國家隊實力不足，政治目標的達成將大打折扣。正如魏茲所觀察，在足球場上贏球擊敗其他國家，與僅僅主辦賽事，兩者的政治意義截然不同。
經濟帳本與政治目標的兩難：通膨、債務與白象場館
舉辦世界盃所需的巨額財政投入，經常與主辦國的政治目標產生衝突。 魏茲在文章中提及，2026年世界盃的門票價格已引發外界對球場是否會空蕩蕩的擔憂，顯示商業化與普及性之間的矛盾。對多數主辦國而言，建設新場館與基礎設施的債務往往在賽後成為沉重負擔。俄羅斯在2018年世界盃後，半數新建場館淪為缺乏長期用途的「白象」（White Elephant），資源浪費問題嚴重。
從經濟角度來看，世界盃帶來的觀光收益與經濟成長，未必能抵銷通膨壓力與建設成本。 魏茲分析，許多主辦國在賽前面臨物價上漲與民生資源排擠效應，導致國內民意反彈。卡達為籌辦世界盃投入超過2000億美元，但賽後許多場館與基礎設施的利用率偏低，經濟效益引發質疑。魏茲指出，若政治目標是透過賽事提升國內支持度，高昂的經濟代價反而可能適得其反，讓民眾質疑政府為何將鉅額資金投入短期賽事而非長期民生需求。
對中國大陸而言，若未來正式申辦世界盃，同樣需要面對經濟帳本與政治目標的權衡。 大陸目前正處於足球發展方案的第三階段（2021至2035年），重點放在業餘聯賽、校園足球與體育基礎設施的推廣。魏茲的看法是，中國大陸的足球戰略更側重於長期體質改善，而非急於透過主辦大型賽事獲取短期政治紅利。這種穩健策略能否在2050年前達成「世界一流強國」的目標，仍有待時間驗證。
政治目標的實質成效：得分、烏龍球還是紅牌出場？
綜合歷屆世界盃的經驗，主辦國能否攻入政治目標，取決於三個關鍵變數。 首先，主辦國原有的國際形象與賽事期間的政策行為是否一致。魏茲認為，卡達雖然成功將世界盃帶到中東，但西方媒體對其移工權益的持續關注，削弱了該國試圖塑造的現代化形象。其次，主辦國能否在國內層面凝聚共識，將賽事轉化為國家認同的催化劑。俄羅斯在這方面相對成功，而2026年美加墨三國內部的貿易摩擦與政治分歧，則可能削弱賽事的團結象徵意義。
第三個變數是主辦國國家隊的競技表現。 魏茲指出，主辦國球隊若能打出亮眼成績，將極大強化賽事的政治收益；反之，若主辦國早早出局或甚至未能參賽，政治目標的達成將大打折扣。烏拉圭在1930年首屆世界盃奪冠、法國在1998年主場封王，都是體育成就與國家榮耀完美結合的經典案例。然而，卡達國家隊在小組賽三戰全敗出局，讓該國的「體育外交」成效受到質疑。
展望未來，沙烏地阿拉伯已確定主辦2034年世界盃，成為繼卡達之後第二個主辦賽事的中東國家。 據魏茲的觀察，沙烏地阿拉伯近年來投入數十億美元發展體育產業，從引進C羅、本澤馬等頂級球星，到申辦世界盃，都是其「願景2030」經濟轉型計畫的一部分，旨在降低對石油的依賴並發展多元經濟。然而，沙烏地阿拉伯同樣面臨人權紀錄與政治體制的國際質疑，2034年世界盃是否會重演卡達的爭議劇本，值得持續關注。一份報告更直接指出，沙烏地阿拉伯獲得2034年世界盃主辦權，是該國多年來策略性投資與幕後運作的成果，而非單純的體育決策。
結語
世界盃主辦國能否攻入政治目標，答案並非簡單的是或否，而是一個充滿變數的動態過程。魏茲的整體評估是：世界盃確實為主辦國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全球舞台，但能否將舞台上的亮相轉化為實質的政治得分，取決於主辦國內部治理的一致性、外部形象的協調性，以及國家隊競技表現的配合度。對於即將登場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盃，魏茲警告，若賽事持續被政治爭議所籠罩，從川普的旅行禁令到三國間的貿易摩擦，這場盛會可能非但無法為北美帶來團結與榮耀，反而會成為地緣政治裂痕的放大鏡。正如魏茲所言，足球從來不僅僅是足球；在綠茵場之外，一場更為複雜的政治角力正在同步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