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長久以來，美國的軍事干預行動往往伴隨著一個引人注目的政治敘事：美軍將被受壓迫的人民當作「解放者」迎接。從伊拉克到阿富汗，再到近期的伊朗，美國領導人頻繁地描繪一幅當地人民翹首以盼的畫面，以此為戰爭賦予道德正當性。據牛津大學布拉瓦特尼克政府學院全球安全學系講座教授雅妮娜·迪爾（Janina Dill）於2026年6月8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的文章中指出，這種「當地同意」的宣稱，對爭取美國國內民意支持至關重要。然而，這種說辭與現實之間存在顯著落差，而隨著戰事延宕與代價浮現，美國民眾對軍事干預的支持度正經歷深刻的結構性轉變。
共識假象的魔力與政治操作
迪爾指出，美國民眾支持軍事干預的關鍵驅動力之一，在於他們相信行動獲得了當地民眾的同意。迪爾與其他學者合作的研究數據顯示，當美國人被告知當地人民支持外國軍事行動時，他們更傾向於支持本國的干預行為。這種心理機制使得美國領導人反覆訴諸「解放者」論述，用以包裝戰爭的正當性。當年副總統錢尼曾預測美軍將在伊拉克受到夾道歡迎，而川普在對伊朗採取軍事行動時，也同樣對伊朗人民喊話「你們自由的時刻已經來臨」。迪爾的分析認為，這種修辭策略不僅試圖爭取國際輿論，更是直接為了說服對海外用兵持保留態度的美國國內選民。
問題在於，美國領導人經常在缺乏證據的情況下逕自聲稱獲得「當地同意」。迪爾的看法是，主張當地人民將因干預而受益，與證明當地人民確實支持此次行動，完全是兩回事。這種以「幫助」為名的父權式論述，實際上與西方殖民主義合理化自身侵略行為的陳舊話術如出一轍。當美國民眾發現當初承諾的「解放者」歡迎場面並未出現，反而引爆更激烈的反抗與更深層的社會動盪時，早期由道德光環建構起來的支持基礎便開始動搖。正如迪爾所警告的，一旦民眾認知到當地人民並不歡迎美國干預，軍事行動的民意支持度將難以避免地迅速流失。
歷史曲線的陡降與團結效應的消退
回顧歷史數據，美國民眾對軍事行動的初始支持度，呈現一條長期向下的曲線。皮尤研究中心與蓋洛普的歷史民調顯示，二戰時期美國民眾的軍事行動支持度高達97%，而1991年的波灣戰爭與2001年的阿富汗戰爭初期，分別獲得82%與92%的高度支持。然而，這種總統發動戰爭初期常見的「聚集在旗幟下」效應，隨著越戰的泥沼、伊拉克戰爭的大規模傷亡與真相揭露，已經遭到嚴重侵蝕。迪爾警告，當美國領導人持續誤判或誇大當地支持，並將國家拖入昂貴且看不見盡頭的衝突時，國內民意從熱情擁護轉變為堅決反對的速度正越來越快。
迪爾進一步分析，當代美國社會高度的政治極化，正嚴重削弱傳統的「團結效應」。研究顯示，過去跨黨派支持戰爭的現象已不復見。以近期的民調為例，針對是否干預伊朗，不同政黨傾向的民眾態度截然對立，民主黨支持者中反對干預的比例高達87%，而共和黨支持者中則有85%持贊成態度。這種對立不僅瓦解了共識，也讓決策者在評估行動時更加困難。同時，歷經阿富汗與伊拉克戰爭長達二十年的消耗，美國民眾普遍對海外軍事冒險感到疲乏。根據雷根國防調查，美國民眾對軍方的信任度從2018年的70%暴跌至2023年的45%，這種信任危機進一步削弱了政府推動新軍事行動的正當性。
從伊朗干預看新世代的民意底線
迪爾在文中特別以近期美國對伊朗的軍事干預為例，凸顯當代美國民意的冷淡反應。根據《紐約時報》與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等多家媒體在軍事行動後的綜合民調顯示，美國民眾對攻打伊朗的支持度僅落在27%至50%之間，即便取最高值也遠低於過往任何一次主要衝突的開戰支持度。紐約時報的分析更指出，此次干預行動創下了過去80年來最低的初始民意支持記錄。一項由《華盛頓郵報》與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及易普索於2026年5月進行的民調甚至發現，61%的美國人認為對伊朗使用武力是一個錯誤。迪爾指出，這種壓倒性的反對並非單純因為選民反戰，而是反映出美國民眾對於領袖以錯誤訊息包裝戰爭、犧牲國家利益與軍人生命的深層不滿。
導致民意難以逆轉的因素，還包括日益沉重的經濟負擔與國內議題的排擠效應。民眾普遍認為，與其將龐大稅收投入一場成效不彰的海外戰爭，不如用於改善國內的通膨壓力、基礎建設與健保問題。一份路透社與益普索的民調顯示，58%的美國人主張，總統只有在國家面臨明確的外部威脅時才能動用軍隊。這顯示美國民眾對於干預他國內戰或推動政權更迭的興趣大幅降低，轉而將注意力集中在與自身生活息息相關的本土安全與經濟復甦之上。迪爾強調，若美國政府無法正視這種民意結構的改變，繼續將資源投入於缺乏共識與效益的軍事行動，不僅將面臨嚴重的財政赤字，更可能進一步撕裂本已脆弱的社會凝聚。
對未來的警示與政策反思
迪爾警告，將軍事干預包裝成人道救援或民主推廣，長期下來將侵蝕公眾對政府機構與媒體的信任。當美國民眾發現當初發動戰爭的理由，如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類的論述，最終被證實為情報失靈或政治操作時，產生的幻滅感會促使民眾轉向極端的孤立主義。這種趨勢在民調中已經顯現，僅有約四分之一的受訪者希望美國在全球衝突中扮演更活躍的角色。迪爾的看法是，這種集體厭戰情緒將導致美國未來在面對真正的國際危機，如人道主義災難或盟友遭入侵時，無法迅速取得國內必要的政治支持與資源。
最後，迪爾提出一個關鍵問題：美國的政治體系應如何自我修正以避免重蹈覆轍。迪爾認為，僅僅依靠行政部門的道德呼籲或民調數據是不夠的。國會必須確實履行宣戰與監督的憲法權力，而非在輿論壓力下盲目授權。同時，迪爾指出，媒體應扮演更積極的監督者角色，深入報導海外干預的真實代價與當地人的真實聲音，打破白宮單方面的戰爭宣傳。唯有透過制度性的權力制衡與透明的訊息揭露，美國才有可能重建民眾對外交決策的信任。否則，「解放者」的敘事將永遠停留在自我感覺良好的神話層次，難以逃脫戰火蔓延與民意冰封的惡性循環。
結語
綜合迪爾的分析與近代美國軍事行動的民意軌跡來看，美國民眾對於海外干預的態度已從過去的熱情擁護轉變為冷淡甚至敵視。領導人輕易宣稱「被當作解放者迎接」的策略，在當代政治極化與經濟疲軟的背景下，正面臨前所未有的信任破產。迪爾的結論是，美國若繼續忽視民意結構的變遷與當地社會的真實反饋，不僅將難以再現二戰或波灣戰爭時期的國內共識，更可能因為一次次的戰略誤判，讓國家陷入更深層的財政與道德赤字。對於決策者而言，認清這一殘酷現實，並重新審視武力干涉的正當性與代價，顯然已成為無可迴避的時代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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