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2026年6月17日，美國總統川普正式簽署了美國與伊朗的14點終戰備忘錄，伊朗總統裴澤斯基安（Masoud Pezeshkian）也以數位方式完成簽署，雙方承諾在60天內進行談判並達成最終協議。這份備忘錄的簽署，為自2月28日以來歷時約40天的「史詩狂怒」軍事行動劃下階段性句點。然而，這場中東近年來最激烈的武裝衝突，不僅未能實現美方設定的宏大戰略目標，更標誌著美國在中東軍事角色的歷史性轉折點。據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的研究主任達娜·斯特羅爾（Dana Stroul）於6月16日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發表文章指出，這場戰爭雖然展現了美軍無與倫比的常規打擊能力，卻也暴露了其深層的戰略困境，形成了一個尖銳的權力悖論。
斯特羅爾的文章以「中東權力悖論」為題，深入剖析了伊朗戰爭如何從根本上改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角色。斯特羅爾曾任美國國防部中東事務副助理部長，親身參與過中東政策的制定與執行。她的分析顯示，美軍在戰場上取得的戰術成果，與其戰略目標的落空之間存在巨大鴻溝，而這種矛盾將深刻影響美國未來在中東的安全承諾與軍事部署模式。
戰術完勝與戰略迷失
斯特羅爾指出，從純軍事層面來看，「史詩狂怒」行動堪稱戰術上的重大勝利。根據美國中央司令部的數據，美軍單獨執行了超過1萬架次的空中出擊，命中逾13萬個目標，並攔截了1700枚伊朗飛彈與無人機。這場行動摧毀了伊朗用於生產飛彈和無人機的設施中超過85%的廠房，擊沉了伊朗海軍多數艦艇，並消除了其70%的飛彈發射基礎設施。
然而，斯特羅爾分析，軍事上的輝煌成就並未能轉化為戰略目標的實現。川普在行動初期設定的目標極為宏大，尋求伊朗政權的完全投降、保護伊朗人民免受統治者壓迫、徹底清除伊朗在區域內的惡性影響，以及迫使德黑蘭接受比2015年更有利的核協議。斯特羅爾的觀察顯示，所有這些目標最終都未能達成，伊朗政權依然穩固存在。美國退役海軍少將蒙哥馬利（Mark Montgomery）也直言，美國走向戰爭的主要目的在於徹底終結伊朗製造核武的能力，在軍事行動後伊朗這方面的能力雖已遭受重創，美國卻仍無法讓伊朗在備忘錄中做出實質讓步。
更令人擔憂的是，斯特羅爾警告，伊朗迅速調整策略，轉向消耗戰模式，不僅嚴重耗損了美國的武器庫存，更透過有效關閉荷莫茲海峽來威脅全球經濟與民用基礎設施。斯特羅爾強調，美國根本無法負擔再打一場像這樣的戰爭。
聯盟真空與信任侵蝕
斯特羅爾認為，這場戰爭最嚴重的戰略失誤之一，在於華府未能預先建立有效的作戰聯盟。美國既未在國際舞台上充分論證伊朗已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也未能凝聚足夠的國際共識來應對伊朗的不對稱戰術。斯特羅爾的看法是，這種外交上的孤立狀態，使得美國在戰後安排上陷入被動。
斯特羅爾進一步指出，戰爭期間美國中央司令部確實與區域軍事力量建立了更緊密的合作關係，尤其是在空防支援與情報共享方面，美軍與以色列國防軍進行了二戰以來首次真正的聯合作戰。但斯特羅爾警告，一個痛苦的悖論在於，儘管作戰層面的合作有所深化，美國與海灣合作夥伴之間卻出現了嚴重的信任赤字。
斯特羅爾的觀察顯示，美軍基地在中東地區不再被視為「安全傘」，反而成為伊朗報復攻擊的明顯標靶。這種安全認知的根本轉變，將使美國未來更難利用戰爭期間建立的軍事合作機會。斯特羅爾分析，海灣國家對美國安全保障承諾的信心已經動搖，這對美國作為中東主要安全保證人的地位構成根本性挑戰。
伊朗威脅的本質轉變
斯特羅爾在文章中深入分析了伊朗威脅本質的變化。數十年來，美國對伊朗政策聚焦於其權力投射的三大支柱，即核計畫、飛彈庫存與代理民兵網絡。然而斯特羅爾指出，僅削弱這三大支柱並不足以推翻伊朗政權或迫使其接受一項能保障美國及其夥伴安全協議。
更關鍵的是，斯特羅爾分析，伊朗威脅的本質已經發生了華府未能充分準備應對的變化，而「史詩狂怒」行動反而加速了德黑蘭的戰略調整。斯特羅爾的觀察顯示，伊朗成功發展出一套全新的作戰體系，透過不對稱作戰、代理人戰爭以及對關鍵海峽的控制，有效抵銷了美軍的常規優勢。
斯特羅爾警告，伊朗在戰爭中展現了癱瘓全球經濟命脈的能力。透過有效關閉荷莫茲海峽並對全球經濟施加壓力，伊朗增添了全新的權力投射維度。斯特羅爾認為，這種能力使得伊朗在戰略上獲得了不成比例的影響力，進一步強化了中東權力格局的悖論性質。
美國軍事角色的未來走向
斯特羅爾認為，伊朗戰爭將從三個面向根本改變美國在中東的軍事角色。首先，美國的武器庫存遭到嚴重耗損。斯特羅爾指出，美國無法在短期內恢復到戰前的戰備水準，這將限制其未來在中東的軍事選項。根據公開報導，約有400名美軍在衝突中受傷，13名軍人陣亡，這些傷亡進一步加劇了美國國內對海外軍事介入的政治反彈。
其次，斯特羅爾分析，美國作為中東主要安全保障者的地位已經受到不可逆轉的損害。斯特羅爾指出，美國未能阻止伊朗在戰前摧毀海灣地區作為平靜、安全、商業友善天堂的聲譽。這種信任的流失將迫使海灣國家重新評估其安全策略，可能轉向尋求多元化的安全保障安排。
第三，斯特羅爾的觀察顯示，美軍雖然在戰爭期間強化了與區域軍隊的協同作戰能力，但這種軍事層面的進步無法彌補戰略與政治層面的損失。斯特羅爾警告，未來美國若要再次在中東進行大規模軍事干預，將面臨更高的政治成本、更薄弱的聯盟基礎，以及更不可預測的戰略結果。斯特羅爾的看法是，美國可能被迫從「主動干預」轉向「離岸制衡」的軍事姿態，減少地面駐軍，更多地依賴海上與空中力量的遠程投射。
結語
斯特羅爾在《外交事務》的文章中提出了一個深刻的悖論，即美國在伊朗戰爭中展現了無與倫比的常規軍事優勢，卻同時暴露了其權力的根本局限。斯特羅爾指出，這場戰爭不僅未能實現川普所設定的宏大戰略目標，反而加速了伊朗的戰略適應，並侵蝕了美國在中東的信任資本。
備忘錄簽署後，60天的談判期已正式起算。然而，蒙哥馬利警告，從歷史經驗來看，伊朗向來有能力將這類談判無限期拖延好幾年。備忘錄內容雖包括船隻在60天內免費通過荷莫茲海峽、規劃3000億美元基金用於伊朗重建、伊朗重申不研發核武等承諾，但關於濃縮鈾移交等核心問題仍留待後續談判。蒙哥馬利認為，這項備忘錄對伊朗做出過多讓步，談判過程恐怕冗長且毫無成果。
斯特羅爾的最終結論是，美國的軍事力量雖然仍是中東不可或缺的安全支柱，但其有效性和可信度已受到嚴重質疑。對台灣而言，中東權力格局的此一轉變具有間接但不可忽視的戰略意涵，包括美國全球軍事資源的重新分配、盟國對美國安全承諾信心的變化，以及區域權力真空可能引發的新一波不穩定，都值得密切關注。斯特羅爾的分析提醒我們，在當代國際政治中，軍事優勢並不等同於戰略成功，而權力的投射往往伴隨著難以預料的悖論後果。
※以上言論不代表梅花媒體集團立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