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鳳生/國立高雄大學榮譽講座教授、亞太綜合研究院副院長
近日，食品安全事件持續引發社會高度關注，除了追究責任之外，各界也開始將焦點轉向制度改革。朝野陸續提出食品安全制度的修正方向，討論重點已不再只是個別事件如何究責，而是如何建立事前預防、風險管理與持續監督的治理機制。這也反映出一個更深層的問題：民主治理如果始終停留在事件發生後的政治究責，而缺乏制度性的問責機制，公共治理便難以真正改善。
民主政治不能沒有政治責任，但如果治理始終停留在事件發生後才追究責任，便容易陷入「危機-究責-平息-再危機」的循環。真正值得建立的，不只是責任政治，而是一套能夠讓公共權力在日常治理中持續接受監督、持續回應社會、持續修正政策的制度。 筆者將這樣的治理模式稱為「問責治理（Accountability Governance）」。它代表的不只是政治責任的延伸，更是民主治理邁向制度成熟的重要一步。
長期以來，台灣社會對公共事件的討論，往往集中在「誰該負責？」一旦危機發生，社會立即要求主管機關說明、官員道歉，甚至要求相關人員下台。究責固然重要，因為它代表民主政治中公共權力必須接受人民監督；然而，如果制度沒有因此改善，即使更換了負責的人，相同問題仍可能再次發生。
成熟的治理應建立制度自我修正的能力
真正成熟的治理，不應只是追究個人的政治責任，更應建立制度自我修正的能力。制度設計的目的，不只是事件發生後找到責任歸屬，而是在事件發生之前便能降低風險、及早發現問題、即時修正缺失，讓政府能夠在治理過程中持續學習、持續改善，而不是每一次都依靠危機來推動改革。
食品安全正是一個典型例子。真正有效的治理，不是在事件發生後才追究責任，而是在事件發生之前，就建立完善的風險監測、資訊揭露、跨部會協調及持續監督機制。當制度能夠提前發現風險、及早修正缺失，問責便不再只是事後究責，而是成為一種持續改善治理品質的制度安排。制度改革的重點，不只是提高處罰，而是建立預防風險的治理能力。
「問責治理」是建立一套能夠持續運作的制度
因此，我所主張的「問責治理」，並不是增加官員的政治壓力，而是建立一套能夠持續運作的制度。這套制度應包括透明的資訊揭露、清楚的權責分工、有效的風險管理、跨機關的協調合作，以及獨立客觀的績效評估，使公共政策在推動過程中能夠不斷接受檢驗與修正，而不是等到危機爆發後才開始補救。
從治理理論的角度來看，問責治理最大的特色，在於將治理重心由「事後究責」轉向「事前預防」與「持續改善」。究責是一種事件導向的政治反應；問責則是一種制度導向的治理思維。前者重視責任追究，後者更重視制度學習與治理能力的提升。當制度能夠持續修正，公共信任才能逐步累積，而不是建立在一次次政治風暴之上。
二十一世紀民主治理真正競爭的，不只是政策制定能力，更是制度能否建立持續問責、持續學習與持續改進的能力。治理品質，不應建立在一次次政治風暴之上，而應建立在制度日復一日的自我修正之中。
從究責走向問責 並不是削弱政治責任
台灣已是一個成熟的民主社會，民主治理也應邁向新的階段。從究責走向問責，並不是削弱政治責任，而是讓政治責任真正轉化為制度改革的力量。唯有建立能夠事前預防、持續監督、即時修正與不斷學習的治理制度，民主才能從一次次危機中累積信任，也才能真正提升國家的治理品質。這正是筆者所主張的「問責治理（Accountability Governance）」的核心精神，也是台灣治理立即值得努力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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