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引言
近年來，中國大陸高等教育正經歷一場從量的擴張到質的蛻變的深刻轉型。這場轉型的核心命題，並非僅僅是增加教育經費或擴建校園，而是如何在制度層面上重新設計大學、研究與產業之間的關係，以催生真正的創新創造。從「卓越創新人才培養」的政策話語，到「高水準科學技術自立自強」的國家戰略，一系列制度變革顯示，研究型大學已被推至國家創新體系的前沿。它們不再只是知識傳遞的課堂，更被期許成為基礎研究的主力軍、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以及連結政府與產業的關鍵結點。
研究型大學作為國家創新的制度引擎
中國大陸研究型大學的崛起，是制度設計自上而下推動的結果。自1990年代以來的「211工程」、「985工程」，到2017年啟動的「雙一流」建設，國家透過資源的集中投入，有意識地將資金、人才與設備向重點大學傾斜。這一制度安排的成效顯著。截至2025年，「雙一流」建設高校已在量子科技、生命科學、人工智慧等領域取得一批原創性成果，其作為基礎研究主力軍和重大科技突破策源地的戰略地位更加凸顯。
與此同時，這些高校也承擔著培養全國超過50%的碩士研究生的重任，成為國家高層次創新人才的核心供給端。研究與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成為研究型大學的制度基因。在這種制度設計下，大學不再只是被動回應產業需求，而是被賦予了主動引領科技前沿、參與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建設的使命。
產學研合作的制度演進與實踐挑戰
產學研合作在中國大陸的發展，經歷了從零散項目對接到系統性制度構建的演變。早期模式多依賴於學者個人與企業的私下合作，缺乏穩定的制度框架。近年來，一種被稱為「協同育人型」的模式逐漸成形，其核心特徵是政府、大學、研究機構與產業界之間形成制度化的循環結構。
在制度創新層面，部分大學的探索頗具代表性。西南交通大學推行「先確權後轉化」模式，讓發明人提前獲得專利所有權，有效激發了轉化意願，使專利轉化收益成長數倍。西安交通大學則依託中國西部科技創新港，在五年間與255家龍頭企業共建聯合研究院，催生了100個校企深度融合的創新聯合體。
為了激勵產學合作，政府亦透過稅收優惠、財政補貼和知識產權保護等制度工具，降低合作交易成本。例如，賦予科研人員職務發明成果的所有權或長期使用權，已成為多數高校的制度標配。然而，這些政策在執行層面仍面臨評估標準不一、利益分配爭議等問題，顯示制度設計需更細緻地處理激勵相容的課題。
然而，制度設計與實踐之間仍存在落差。有觀察指出，目前校企聯合攻關的引導支持機制尚不健全，制約了產學研協同創新效能的提升。部分建議提出，應設立校企聯合攻關專項，實行「產業出題、校企答題、用戶驗題」的全過程管理。這顯示制度設計的焦點，已從「要不要合作」轉向「如何有效合作」的更深層次問題。
新型研發機構與制度介面的重構
在傳統大學與企業的合作模式之外，一種被稱為「新型R&D機構」的制度介面正在興起。這些機構不同於傳統的學院或實驗室，它們被設計為跨越學術與產業邊界的混合型組織，直接服務於國家的戰略性科技任務。
2023年中國大陸科學技術行政的大規模再編，以及2026年「第15次五個年計劃綱要」中將「高水準科學技術自立自強」列為獨立政策領域，都顯示了制度設計者試圖透過組織重組來疏通創新鏈條的決心。據統計，截至2025年底，大陸已建設超過200家新型研發機構，其中多數依託研究型大學設立，在積體電路、生物醫藥等領域產出大量高價值專利。這些機構的運作模式，往往採用法人化治理，賦予其人事、財務和項目管理的高度自主權，試圖在體制內創造一個類市場化的創新環境。
在地方層面，無錫與清華大學的合作模式提供了一個值得關注的樣本：雙方共同構建了校地合作專項扶持資金、一支技術經紀人隊伍和一個實體化的科創飛地平台，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組織實施體系。這些制度嘗試的共同特點，是試圖在保持大學基礎研究優勢的同時，植入更靈活、更貼近市場的運作機制。然而，如何在學術自由與國家目標、基礎研究與應用導向之間取得制度平衡，仍然是持續考驗設計者智慧的難題。
制度設計的深層邏輯：從知識學習到知識創造
貫穿中國大陸高等教育與創新制度改革的一條主線，是從「知識學習」到「知識創造」的範式轉移。這一轉變在人才培養層面表現得尤為明顯。傳統的學士課程以既有知識的習得為中心，而新一階段的制度設計則強調在學士階段就導入研究型教育模型。
這種轉變大致經歷了三個制度階段。第一階段是2000年代初的「所系結合型」，以中國科學院大學為代表，將大學教育與研究所直接連結，讓學生早期參與研究環境。第二階段是2010年前後的「協同育人型」，強調大學、研究機構、政府與產業界的循環合作。當前正在進行的第三階段，則是企圖將這些分散的制度嘗試整合為一個更為系統的國家創新人才培養體系。復旦大學2025年宣布的教育改革，允許學生跨學科組合、自由選擇專業方向，其核心目標便是培養「幹細胞」式的原始創新拔尖人才。
與此相應，大陸的教育主管部門也在制度上推動科研評價改革，逐步淡化以論文數量為核心的指標，轉而強調原創性與實際貢獻。這種評價導向的轉變，意在引導研究型大學從追求學術發表轉向解決真實世界的複雜問題，是制度設計從形式到實質的關鍵一步。從制度設計的角度來看，這不僅是課程內容的調整，更是對大學本質功能的重新定義，將研究從研究生階段下沉至學士階段，將知識創造從教授的專利轉化為所有學生的基本素養。
結語
檢視大陸研究型大學與產學合作的制度設計歷程，可發現清晰的演進軌跡：從資源投入到組織重構，從項目合作到系統整合。2025年，大陸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達到39262億元，佔GDP比重2.80%，首次超過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同年，高校發明專利產業化率達到10.1%。這些數據顯示制度設計的成效正在顯現。然而，基礎研究經費佔R&D比重僅為7.08%，與全球科技強國相比仍有差距。
如何從制度上激勵原創基礎研究，如何讓產學合作從「專案式」走向「機制化」，如何在大學的學術邏輯與市場邏輯之間建立更穩固的橋樑，都是未來必須面對的課題。大陸的這場制度實驗，正為世界提供一個關於國家、知識與市場如何交織互動、塑造創新未來的獨特觀察樣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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