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震華/華梵大學特聘教授 中華貨幣金融協會理事
在顏慧欣霸凌案之後，行政院接受立法院決議，著手規劃經貿談判辦公室的重組。最新的資訊是，將改組為常設性的任務編組，未來除擴編人力到70人、減少或消除短期性借調人力、培養長期人力，可外聘專家加入以外，預算改由行政院編列，為行政院的幕僚單位，也保留總談判代表和副總談判代表。我們對行政院依民意進行改組感到欣慰，但對其仍未能充分體認貿易談判的困難度和相關工作的複雜度，仍感到憂慮。
經貿談判之所以複雜，是因它涉及的製造品項目和服務業種類太多（世貿組織的分類中，服務業有12個大分類、約160個細分部門，製造品有99章、5000個6位碼稅目），每個項目在本國和談判對象國之間的競爭優劣勢都不相同，而且優劣勢是動態變化的，如何調降產品關稅（立即撤除或分幾個階段削減？）或進行服務項目開放（全面開放市場或只提供部分開放？）都需要即時性的深入研究，才能擬訂適當談判策略；單憑談判者的主觀認知或高層主管的直覺，甚至使用｢過去的｣資料，經常事後會感到懊悔。
隨手舉個案例，中國大陸和東協進行｢自由貿易協定｣（FTA）談判時，善意提供部分農產品的｢早期收穫清單｣，希望讓泰國等東協農業國有機會提早對中國的雲南等地出口蔬菜水果，鼓舞東協國家和中國早日簽署FTA。然而早收清單生效後，卻很快發生中國顯著出超蔬菜水果到泰國等東協國家，缺少深入研究下，會出現和直覺相反的結果。
可能是這種原因，對岸和台灣要簽署｢兩岸經濟合作協議｣（ECFA）之前，據說耗資數億元新台幣秘密委託台灣一個頗具規模的民間智庫，為其進行完整的台灣產業調查研究，供其擬定談判的策略。但我方和對岸進行ECFA談判時，竟不知在世貿組織（WTO）的產業分類中，某些首次聽聞的服務行業，在台灣的分類該如何對應？今天，台灣的情況應已有所改善，但每個談判對象國的經濟狀況都不相同，每種行業和我國的競爭狀態都必須清楚掌握，才能擬出取捨的基本原則。這些研究，絕不是找一兩家智庫臨時詢問，就可以獲得正確答案的。對岸商業部本身的智庫，員額就超過8百人，直接進行研究的人員超過4百人，居然還要私下耗資來台尋求協助，相對反映出我方是如何輕忽這些談判。
甚且，我國亟欲加入的｢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是個｢高品質｣（開放程度超過95%）的全面性自由化協定，針對每個現有成員，製造業產品都只能保留少於5%的項目不必完全撤除關稅，服務業也必須維持｢原則上全面開放，例外才不開放｣的高度自由化立場。但從英國到越南的12個既有成員互異，對每個成員的｢例外｣要如何決定，不是諮詢一下產業公會就有適當答案的，因多數公會都會告訴政府｢不能開放｣，政府本身必須有堅強的研究能量。
目前將談判代表辦公室的員額設定在70人，表面上看來似乎不少，但要對未來一個接一個的談判對象國詳細研究每個製造產業和服務市場相對我國的競爭力，很可能還是不夠，建議設定一個70到100人的區間，屆時依實際需求再斟酌增加。
可以想見的是，對於像日本、英國、澳洲等先進國家，服務業談判將會相當辛苦；而對越南、馬來西亞、智利等後進成員國，在農產品的談判也會備感疲憊，有可能遭到弱勢製造業和農民的強烈抗議，甚至簽署後出現激烈示威。談判代表辦公室應像美國｢貿易代表署｣一樣，有能力評估產業受衝擊程度，並提出積極協助方案，讓政府有效執行，並協助宣導化解民怨和民疑。
最後，應善用外部顧問的機制，讓對產業和貿易素有專精的專家們多參與細部談判策略的研擬，補足經貿辦目前青黃不接的現況。台灣傳產和服務業的提升，行政院經貿辦任重道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