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其澤/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公共事務與公民教育學系副教授
9月8日，德國薩克森－安哈特邦選舉中，德國選擇黨（AfD）以43.8%的得票率大勝，基民盟則跌至17.2%，暴露總理梅爾茨與基民盟的雙重危機：選民不再信任其治理能力，政黨也難以把分裂的授權轉化為穩定政府。AfD取得39席，非AfD五黨仍合計擁有44席；防火牆並未失去數學上的多數，真正動搖的是基民盟組織可治理多數的能力。敗選既反映對聯邦政策、外交路線與總理領導的不滿，也涉及地方執政表現、產業期待落空與長期信任流失，不能單一歸責於柏林，更不能以改革需要時間迴避檢討。這場選舉還有一條被低估的外部線索：AfD的頭號候選人在勝選前後向北京遞出橄欖枝，北京則以「內政、不予置評」回應。梅爾茨的出路，在於守住民主界線的同時修正政策、提出可驗證的改善，並促成有條件、可問責的跨黨合作。這場選舉對德國與歐洲的警訊是：排除極右不能代替治理；守住界線的政黨，必須證明自己仍能共同承擔責任。
失去的不只是選票，而是組織多數的能力
9月6日，薩克森－安哈特邦議會選舉讓梅爾茨與基民盟遭逢重挫。根據翌日公布的暫定官方結果，德國另類選擇黨（AfD）獲得43.8%的選票，較2021年的20.8%增加23個百分點；基民盟則從37.1%跌至17.2%，失去超過一半的得票占比。社民黨9.3%、綠黨8.9%、左翼黨8.6%，瓦根克內希特聯盟（BSW）以5.3%進入議會，自民黨以2.6%出局。投票率從60.3%升至77.8%。基民盟在全邦四十一個選區全部落敗，其中三十八區輸給AfD。
這不是低投票率放大的少數激進動員，而是在高度參與下發生的政治重心轉移。
AfD黨中央隨即把這場勝利全國化。共同黨魁魏德爾把結果定性為對梅爾茨的判決，稱他屢次違背承諾、是基民盟的「災難」，並宣布下一次聯邦大選的目標是四成選票；共同黨魁克魯帕拉則說這是選民對防火牆的「罷免」。AfD陣營要求提前舉行全國大選的聲音隨之而起，梅爾茨承諾檢討並宣示會有後果，但排除辭職。從匈牙利的奧班、義大利的薩爾維尼到馬斯克，祝賀接連而至，說明這場邦選舉已被歐洲的右翼網絡視為共同戰果。
然而，真正的分水嶺，不只是AfD創下該黨歷來邦選舉最佳成績，而是基民盟失去了原本最重要的政治功能：把不同社會群體與政黨組織成能夠治理的多數。
新一屆邦議會共有83席，AfD取得39席，距離42席的絕對多數仍差3席；其他五黨合計44席。因此，拒絕與AfD合作的「防火牆」並沒有在算術上消失。消失的是基民盟過去那種以足夠實力居中協調、把政黨分歧轉化為政府多數的能力。它依然是非AfD政黨中最大的力量，卻已弱到不足以自然取得領導地位。
9月7日，現任邦總理舒爾策進一步宣布，基民盟已不再擁有組閣委託，應轉入反對黨，由AfD承擔組閣責任。這使問題更加尖銳：當唯一可能居中整合的政黨決定退出，44席就可能只剩下共同拒絕AfD，卻無法共同承擔政府。AfD的頭號候選人西格蒙德則已預告，若組不成多數就重新選舉，屆時AfD會拿到「五成或五成五」。
梅爾茨面對的，已不只是如何解釋一次敗選，而是基民盟是否還有能力繼續成為一個執政型政黨。
選民仍願讓基民盟領導，卻不願把票投給它
基民盟的崩盤不是一夜之間發生的。長期執政曾是穩定的保證，如今卻可能變成責任的累積。今年1月由舒爾策接替哈瑟洛夫擔任邦總理，未能扭轉頹勢。當選民不再相信執政經驗代表解決問題的能力，「我們最熟悉這個地方」便會遭到反問：既然如此，為什麼問題始終沒有改善？
投票背後的邏輯並不複雜：物價居高不下、能源成本上升、經濟成長乏力、移民治理被視為混亂，而聯邦政府又把大量精力投入對外事務，東部長期存在的發展落差則讓對柏林精英的怨氣持續累積。AfD的競選主張正好對準這些情緒：嚴控移民、緩和對俄關係、反對制裁俄羅斯與援助烏克蘭、質疑歐盟與歐元，同時提出提高本地家庭福利與育兒補貼。
選舉研究機構Forschungsgruppe Wahlen的調查揭示了更深的斷裂。基民盟在三十歲以下選民中僅獲約5%支持；AfD在六十歲以下選民中的支持則接近半數。這不只是傳統支持者一時出走，也意味著基民盟與下一代選民的連結正在萎縮。
但同一份調查也顯示，47%的受訪者對AfD執政感到恐懼；在政府領導偏好上，50%選擇基民盟，41%選擇AfD。這些數字並不矛盾。部分選民可以拒絕把票投給基民盟，同時認為由它領導政府比較安全；也可以支持其他小黨，期待其加入以基民盟為核心的政府。
基民盟留下的是相對可接受性，流失的則是主動信任。前者足以讓其他政黨考慮與它合作，卻不足以使選民相信，它值得再次獲得授權。
AfD的支持也不能再一概解釋為抗議票。對既有政治的不滿，與對AfD部分主張的認同，可以同時存在。若把它的選民全數描繪成受騙或一時衝動的人，就看不見AfD真正的政治吸引力；若把43.8%的得票直接解讀為全邦支持其執政，又抹去了另一半社會的選擇與恐懼。
這是一個高度分裂、卻仍必須共同生活的邦。選舉決定了席次，卻沒有替任何政黨免除組織合作的責任。
柏林必須負責，但地方並非責任空白
梅爾茨無法把失敗推給東部的特殊性。聯邦政府的政策、改革節奏與總理的政治形象，都會進入地方選民的判斷。同一個政黨不能在順風時享受總理的聲望，逆風時卻要求選民把柏林與地方完全分開。
ZDF政治晴雨表顯示，約四分之三的受訪者認為，梅爾茨對基民盟的選情造成負面作用；連近半數基民盟支持者也如此看待，只有5%認為黨魁發揮正面作用。這不是一項可以被總理輕易歸因於地方候選人或東部政治文化的判決。
外交帳單也進了投票所。梅爾茨上任以來對俄強硬、持續援助烏克蘭，並堅定支持以色列；對華則推動歐盟採取更強硬的立場，甚至被報導提出以類似「廣場協議」的方式處理對中貿易失衡，引來依賴中國市場的汽車、機械與化工業界反彈。這些路線各有其戰略理由，但對俄制裁推高的能源與生活成本，是東部選民每個月都在支付的帳單；當外交上的原則沒有換來看得見的經濟補償，選民便把它算進對政府的整體不滿。
但把敗選全數算在梅爾茨頭上，同樣過於方便。Forschungsgruppe Wahlen的調查顯示，54%的受訪者認為地方政治對其投票具有決定性，38%則指向聯邦政治。這意味著，對柏林的強烈不滿並未抹去地方治理、候選人與具體生活經驗的影響。選民如何歸責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事實，卻不等於已經完成對敗選原因的因果證明。
基民盟需要的不是在柏林與馬格德堡之間搬運責任，而是承認兩個層次的失靈可能互相強化：地方政府無法交付改善，聯邦政府又無法提供可信的方向，選民便把兩者合併成對整個執政體系的否定。
英特爾投資案的落空，是這種失望的具體載體。公司在2025年7月宣布不再推進德國與波蘭的既定建廠計畫，重挫馬格德堡對半導體產業、就業與人口回流的期待。這項撤資涉及企業的全球重整，不能簡化成某位總理的政策失敗；但當投資曾被政府包裝成地方翻身的契機，政治人物就不能在撤資後只留下一句「那是企業決定」。
這也不表示AfD已經證明自己的經濟治理能力。它有政策主張，卻仍須回答財源何在、邦政府擁有哪些權限、措施如何落實。選票不是執政績效的預先驗收。
基民盟最危險的處境，是選民未必確信AfD能夠成功，卻已經不相信原來的執政者會有所不同。此時，單純警告對手可能更糟，已不足以重建自己的信用。
防火牆沒有被選掉，卻被迫接受治理的檢驗
AfD把大勝解釋為選民否決防火牆，是有效的政治宣傳，卻不是憲政結論。第一大黨有充分理由爭取組閣，但沒有要求其他政黨必須支持它的權利。議會民主承認相對多數，也承認其他選民授予各黨拒絕合作的自由。
問題在於：拒絕之後怎麼辦？
基民盟15席，社民黨、綠黨與左翼黨各8席，BSW為5席，合計44席。這些政黨不必全部入閣，仍可能透過聯合政府、外部支持或少數政府安排，形成不同程度的合作。但無論名稱如何，最後都要回答三個問題：誰支持邦總理？誰支持預算？出現重大政策分歧時，政府如何繼續運作？
基民盟同時排除與AfD及左翼黨合作的既有立場，使空間更為狹窄。但加入內閣、簽訂支持協議與就個別議題共同投票，並不是同一件事。如果政治界線要有說服力，就必須交代理由與適用範圍，而不是等到組閣需要出現時才臨時重新解釋。
舒爾策宣布轉入反對黨，可以理解為對慘敗的回應，卻仍是一項政治選擇，不是選舉結果自動生成的法律義務。17.2%不賦予基民盟理所當然的領導權，也沒有禁止它在獲得其他議員支持後組閣。它可以拒絕繼續執政，卻不能藉此聲稱AfD已取得其他政黨必須配合的授權。
BSW的位置最為曖昧。它在選前排除與AfD聯合執政，卻主張拆掉防火牆，在移民與俄羅斯天然氣等議題上與AfD有交集；它提出由跨黨派人士出任邦總理、依靠變動多數施政，西格蒙德則斥之為「和稀泥」，表明AfD只與願意支持其政策轉向者合作，不論是整個黨團或個別議員。更換人選或許可以降低象徵衝突，卻不會讓政策分歧自行消失。若每次預算與重要法案都必須重新談判，所謂「第三條路」可能只是把組閣僵局搬進日常治理。
選出邦總理與建立穩定多數也必須分開。前兩輪選舉均需要全體議員過半支持；若第二輪仍無人當選，邦議會須在十四天內先表決是否自行解散，未通過解散案才立即進行第三輪，改由投出票的多數決定，棄權票不計。
因此，即使BSW五名議員全部棄權，若AfD與其餘四黨仍形成39票對39票，AfD候選人也不會自動當選。AfD還需要額外支持、對方缺席，或其他陣營發生分裂。即使成功選出邦總理，預算與立法的難題也不會因此消失。
防火牆真正面臨的考驗，是其他政黨能否把共同拒絕，轉化為共同負責。
梅爾茨不必三選一，但不能只要求更多時間
把梅爾茨的處境整理成「路線不變、拆掉防火牆、提前大選」三選一，看似清楚，實際上把不同層次的問題混在了一起。
改革方向、政策設計與執行方式，本來就可以分別檢討。某些改革可能確實需要時間，某些負擔也可能分配失衡；選民感到生活沒有改善，與政府主張成果尚未出現，可以同時成立。真正的問題是：等待期間由誰承擔代價？哪些進展可以驗證？哪些錯誤願意調整？
梅爾茨若把所有批評都歸結為選民缺乏耐心，敗選就不會帶來任何新資訊；若因一次邦選舉推翻全部政策，又只會讓政府顯得沒有方向。最合理的路徑不是放棄界線，而是在守住基本原則的同時修正政策，並擴大有條件、可問責的民主黨派合作。
合作當然有成本，但與AfD靠攏也不是免費的選項。模仿對手的語言，不保證能吸收對手的選票，卻可能先失去原本信任基民盟的選民。基民盟必須重新說明，保守政治如何同時提供秩序、機會與社會安全，而不是只能在模仿AfD與被迫向左妥協之間定義自己。
至於聯邦提前改選，地方敗選不會自動觸發它，總理也不能任意解散聯邦議院。AfD要求梅爾茨提前交出全國選舉，正是要把邦議會的算術直接兌換成聯邦層級的政治壓力；黨內究責、政策協商、內閣調整與政府垮台之間，仍有很長的政治與憲法距離。
9月20日，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與柏林將接續投票。兩地不是薩克森－安哈特的複製品，但會共同檢驗梅爾茨的回應。兩週不足以改變經濟結構，卻足以讓選民看見：政府究竟只是在要求耐心，還是在改變做事的方法。
AfD遞出的橄欖枝，與北京的「不予置評」
這場邦選舉還有一條容易被歐洲媒體忽略的線索。AfD在薩克森－安哈特的頭號候選人西格蒙德接受香港鳳凰衛視訪問，談他個人在中國的經歷，批評聯邦政府的對華政策，並表示德國長遠而言離不開中國；若有機會執政，願在平等尊重的前提下推進中德經貿合作。這與AfD一貫的對俄親善、疑歐立場屬於同一組世界觀：把德國的困境歸因於柏林與布魯塞爾的地緣政治選擇，主張以生意換回繁榮。
這份橄欖枝背後有真實的經濟邏輯。德國政壇口頭上強調降低對華依賴，德國製造業卻繞不開中國的市場與供應鏈，這也是梅爾茨對華強硬路線在本國商界受阻的原因。但一個邦政府能提供的，遠少於它在鏡頭前承諾的：對外經貿的框架權限在聯邦與歐盟，邦政府能做的是招商、姊妹城市與地方層級的往來。西格蒙德的表態，與其說是政策，不如說是向兩個方向同時發出的訊號——對國內，把「務實生意」塑造成AfD與建制派的區別；對北京，預告一個可以繞過柏林的地方對口。
北京的回應清晰而克制。中國外交部把德國地方選舉定性為內政、不予置評，並重申發展中德關係的一貫立場。這種不站隊的姿態並不意外：北京看重的是德國執政者是否維護經貿合作，而不是某一個政黨的表態；不評論既保留了與梅爾茨政府往來的空間，也避免讓AfD的示好變成柏林指控外部干預的把柄。對歐洲而言，值得警惕的不是北京說了什麼，而是一個由極右政黨掌握的邦政府，可能成為地方層級對華往來的新通道，並在聯邦與歐盟的對華政策之外另闢節奏。對台灣這樣的旁觀者，這也提醒一件事：德國主流政黨對華轉趨強硬與極右勢力的親中修辭同時上升，意味德國的對華政策正在變得更不穩定，而不是更一致。
歐洲的警訊，不只是極右又贏了一次
AfD若取得邦政府權力，影響不只是一個象徵性禁忌被打破。邦政府掌握教育、警政、行政人事與文化政策的重要權限，也能透過聯邦參議院參與全國立法。真正的制度變化，可能不是一次戲劇性的推翻，而是預算分配、人事任命與執法優先順序的逐步調整。
但法律狀態必須說準。AfD的薩克森－安哈特邦組織，被邦憲法保衛機關列為「確認右翼極端主義活動」；全國AfD則另有司法爭議。科隆行政法院於2026年2月26日裁定，在相關本案一審程序結束前，聯邦憲法保衛局不得以同一等級定性及對待全國AfD。這不是法院宣告AfD毫無違憲疑慮，更不表示邦組織的定性自動失效。
禁黨又是另一個層次，必須依《基本法》與聯邦憲法法院的標準判斷。高支持率不是違憲證據，也不是免受審查的特權。民主的回應不能被縮減為「禁黨或接受它執政」：行政中立、司法救濟、議會監督與媒體自由，都必須持續運作。
歐洲真正需要警惕的，是這場選舉可能強化一種政治循環：主流政黨為排除激進對手而組成更複雜的合作，合作因內部分歧而難有成果，激進對手再把停滯解釋為建制勢力自保。奧班、薩爾維尼與馬斯克的祝賀，說明這個循環已經有跨國的觀眾與啦啦隊。這不是必然命運，卻是只能靠治理績效打斷的循環。反過來，一旦AfD取得行政資源與執政平台，也可能增加其組織能力與政治正常化程度，進一步影響其他地方的競爭。
因此，歐洲面對的問題，不是哪一道牆應該先拆，而是守住界線的政黨能否提出值得選民支持的改變。
防火牆內仍有44席可供整合，基民盟卻只能直接掌握自己的15席。它剩下組織、經驗與相對信任，失去的是把這些資產轉化為政治多數的能力。
防火牆可以阻止AfD進入政府，卻不能代替治理。倘若牆內政黨只會把席次相加，卻無法共同執政，選民遲早會把「阻止」理解成拖延，把「界線」看成卸責。
防火牆沒有輸掉算術。輸掉的是基民盟「只有我能治理」的信用。梅爾茨若不能把它重新贏回來，下一次站不住的，就不只是一個邦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