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貴敏/現任律師
2015年上映的《高年級實習生》電影，講的是一名70歲退休男子班，參加一家新創網路公司的「高齡實習生」計畫，重新回到辦公室。原本大家只把他當成一位跟不上數位時代的老人，沒想到他憑藉數十年累積的判斷力、穩定度與待人處事，逐漸成為公司最值得信任的人。電影傳達的一句話「Experience never gets old.」，正是全片最重要的精神：經驗不會因年齡而過時。只要身體健康、頭腦清楚，也還有工作的意願，年齡不該是退出職場的通知書，反而可能是一家公司最被低估的資產。
可惜，電影裡的男主角若活在台灣，恐怕連面試機會都未必拿得到。攤開官方統計，台灣對熟齡人力的糟蹋，堪稱暴殄天物。在45至49歲的壯年期，台灣勞動力參與率高達85%，高於美國的83.8%與南韓的81.8%；然而，這個數字一跨越55歲便急轉直下，到了65歲以上，勞參率更如雪崩般墜落至僅剩10.2%。
放眼周邊鄰國與全球主要經濟體，南韓65歲以上勞參率高達40.7%，新加坡有32.3%，日本達26.5%，連長年重視福利保障的美國都有19.1%。台灣65歲以上勞動力之所以在全球敬陪末座，根源在於崩跌早在55歲就提早發生。在台灣，50至54歲的勞參率仍有80.1%，但一跨過55歲大關，55至59歲驟降至63.2%，60至64歲更只剩43.5%，整整腰斬近半。整個55至64歲區間的平均勞參率僅53.3%，遠遠落後日本的79.5%、南韓的69.8%與美國的65.1%。這本應承先啟後、貢獻智慧的十年黃金期，在台灣卻早早淪為勞動力急遽流失的崩塌起點，一路滑坡，直接造就了65歲後就業市場僅剩一成參與率的荒涼局面。
為什麼擁有數十年積累經驗的成熟人才，想在職場上努力卻四處碰壁？表面上看，是企業端難以跨越的三道無形深牆。首先是用人思維的極度僵固，「人配合事，而非事配合人」。日本企業習慣將一份工作拆解為多個環節，長者只要能對接部分項目即可彈性上工；台灣多數企業即便求職者能勝任三分之二的工作，雇主仍只想找全職，不願拆成兼職或彈性工時。
其次是職場「口惠而實不至」的偽善。調查顯示超過5成企業標榜歡迎中高齡，但真正友善的職缺不到3成，現有工作依然完全依附青壯年的高壓、長工時與密集體力做設計。最後則是管理層的心理門檻與刻板印象。面對高資歷的長者，許多雇主抱持「小廟容不下大佛」的預設心態，既擔心薪資期待無法滿足，又憂慮跨世代共事難以管理，無情地將資深人才擋在門外。
但如果將矛頭全指向企業，顯然對這場危機失焦。最該被嚴厲檢視的，是長年麻木遲鈍、政策方向完全錯置的政府主管機關。
勞動部高舉著法規大旗連年大撒公帑，但審計部報告卻狠狠揭開遮羞布：政府高達近8成的職務再設計補助，竟然全數砸在買放大鏡、升降桌、採購防疲勞地墊等硬體輔具上。
政府完全搞錯了方向。大家看不懂所謂輔導企業重構工作模組是什麼，說穿了就是政府根本不會教企業怎麼把一份原本每天要苦幹8小時、包山包海的繁重工作，切成每天只要來做2到3小時、只負責關鍵任務的彈性兼職。官員們以為買個放大鏡給長輩看螢幕、發張舒服的椅子就算是幫長者就業，卻從來沒有輔導企業去改變排班規定、調整工作流程。這導致想一週只工作兩、三個半天的健康長輩，進到職場依然只能面對每天打卡8小時的舊式全職工作，體力當然無法負荷。
更荒謬的是產業對接的全面錯位。高達6成的政府補助預算流向了自動化程度較高的製造業，但當前深陷缺工泥淖、最適合吸納轉型人力的批發零售、餐飲與旅宿等服務業，拿到的資源卻僅有1成左右。政府的思維，依然牢牢凍結在一份工作只能配一個全職青壯年的舊時代。面對民間高達8成希望在60歲後保有彈性貢獻的強烈心聲，政府給予的卻是僵硬的勞動法規框架。在歐洲，荷蘭與丹麥早在20多年前就立法保障彈性兼職者的工資與保險，而台灣政府卻長期在保守心態下畫地自限，任由缺工的企業在空轉中哀號，渴望貢獻的國民在失落中老去。這不是資源不足，而是政府缺乏宏觀視野與治理魄力的怠惰。
今天我們面對的，不再是過去傳統印象中風燭殘年的暮年世代，而是一群受過良好教育、體能充沛且閱歷豐富的「新熟齡智庫」。隨著醫療進步與壽命延長，這群走過經濟騰飛歲月的人們，告別常規職涯後心中依然響徹著熱情樂章。他們不是等待救濟的弱者，而是這個匱乏島嶼上最富足的資產；他們要的不是被施捨一份掃地差事，而是一個能夠發揮經驗、受人尊重的尊嚴舞台。
少子化的喪鐘已經敲響，缺工警報早已響徹各行各業。企業必須破除全職迷思，學會將工作拆解重組；而手握龐大國家資源的政府，更不該再躲在發放硬體補助的冰冷數字後面交差了事。
經驗永遠不會過時，過時的是主政者僵化封閉的腦袋。唯有徹底砸碎陳舊的工時枷鎖，以真正的彈性保障為後盾，讓這群身心充滿活力的新熟齡智庫昂首重返職場，台灣才能在急遽萎縮的人口風暴中，重新綻放出兼具厚度與韌性的經濟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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