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一新／加拿大英屬哥倫比亞大學哲學博士、副教授、精神科醫師
8月21日，新北地院國民法官法庭就土城雙屍命案作出一審判決。謝文雄駕車追撞共乘機車的妻子與小姨子，待兩人倒地後，再持廚刀及鋁棒攻擊，致兩人死亡。檢方求處死刑，法院判處無期徒刑、褫奪公權終身。死者父母難以接受，父親在法院外質問：「難道不算最嚴重犯行、不須被判死刑嗎？」全案仍可上訴。
法院的判決有其法律依據。依憲法法庭113年憲判字第8號判決，合議庭認定，檢方未能證明謝文雄預謀時已有連續殺人計畫，也未證明他有高度再犯最嚴重犯罪的風險，或缺乏更生、教化及再社會化的可能，因此不符合死刑所要求的「犯罪情節最嚴重」等要件。
人民進了法院 為何仍有距離？
本案的特殊之處，是由3名職業法官與6名國民法官組成合議庭共同審判，而非僅由職業法官審理。
國民法官制度自2023年1月1日起施行，旨在讓一般民眾的生活經驗與法律感情進入法院，與職業法官的法律專業共同形成判決。國民法官並非法律專業人士，而是依照法定程序，從符合資格的民眾中選任。
然而，謝文雄案宣判時，僅有3名職業法官與1名國民法官到場，其餘5名國民法官缺席。數日後，一名參與審判的國民法官受訪表示，被害家屬與網友對國民法官的批評使他承受極大壓力，只能感嘆「有苦難言」。
新北地院隨即說明，本案判決由9人共同評議作成，不應由任何一名職業法官或國民法官單獨承擔責任。評議中的發言、意見分布與過程依法均須保密，因此不能因5名國民法官未出席宣判，就推論他們是否贊成死刑。
死刑不是單純多數決
死刑的表決門檻尤其值得注意。一般量刑原則上採過半數決，但死刑須由9人合議庭三分之二以上同意；其中3名職業法官須全數贊成，且至少3名國民法官同意，才能判處死刑。
因此，即使6名國民法官全數主張判死，只要3名職業法官中有1人反對，仍不得判處死刑；反之，即使3名職業法官一致贊成，若僅有2名國民法官同意，也無法判死。
死刑一經執行便無法回復，因此憲法法庭要求採取「最嚴密之正當法律程序」，這正是高門檻的理由。然而，國民法官制度旨在將人民的生活經驗與法律感情帶入司法；在高度受矚目的死刑案件中，如何平衡職業法官的專業判斷與國民法官的生活經驗，也成為司法的新課題。
七年前賴清德怎麼說？
2019年4月，參加民進黨總統初選的賴清德談及司法改革時表示，應淘汰貪贓枉法的司法人員與「恐龍法官」；若能做到，「司法改革就成功一半」。
他並主張「獎優汰劣」，指出部分「恐龍法官」的判決「離民眾的生活很遠」，削弱人民對司法的信心；若當選總統，將把司法改革列為施政重點，使司法成為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
七年後，人民已坐進法院，與職業法官共同審判。然而，土城案宣判後，被害家屬仍在法院外質疑，殺害兩人為何不屬死刑所稱的「犯罪情節最嚴重」；參審的國民法官面對外界質疑，也因評議保密而無法公開說明。
問題因此不再是辨認誰是「恐龍法官」，而是如何在法律專業、人民的法律感情與被告的程序保障之間取得平衡。
國民法官不是司法改革的終點
讓一般人民參與審判，是台灣司法改革的重要一步；以更嚴格的程序審理死刑案件，則是為了避免不可回復的錯誤。兩者並不矛盾，制度真正需要回答的是：人民參與司法後，是否更能理解判決，也更信任司法？
若被害家屬仍無法理解「殺害兩人為何不屬最嚴重」，參與審判的國民法官面對質疑又只能「有苦難言」，便顯示司法判決與人民生活之間的距離依然存在，仍是司法改革必須正視的課題。
國民法官已走進法院；下一階段司法改革不能迴避的問題，是如何讓司法專業與人民的法律感情真正對話，進一步縮短司法與社會的距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