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榮/台灣資深媒體人
在當前社群媒體泛瀾，充斥各種假訊息的時代，尤其在928教師節前夕，我不禁懷念起當年接受新聞教育時，歐陽醇教授的期許，新聞記者及編輯應該是天生的懐疑主義者，要善盡查證的守門天職。
在當今由演算法、流量經濟與社群媒體交織而成的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era），資訊的生產與傳播早已脫離了傳統大眾傳播學中「守門人」的單向控制。
美國上世紀知名的傳播學奠基學者李普曼（Walter Lippmann）曾提出「擬態環境」（Pseudo-environment）的概念，指出傳播媒介呈現的並非客觀現實本身，而是經過選擇與加工的環境。媒體構築的虛擬世界往往取代了現實世界，成為大眾認知的依歸。如今，社群媒體將這種擬態環境極端化，資訊的濫用與地緣政治八卦的病毒式擴散，導致公眾舆論場的「資訊熵」（Information Entropy）急劇升高，系統混亂不堪。
在這種背景下，重溫大學新聞教育中那句對新聞守門人（Gatekeeper）核心精神的期許——「有疑生疑，無疑生疑」，顯得更具學術反思與時代批判價值。
記者，必須是天生的懷疑主義者；這不僅是一項職業道德，更是捍衛真實、守住真相、對抗資訊擬真幻象的本體論武器。
社群網路上近期瘋傳的兩則地緣政治巨幅謠言，恰恰為我們提供了一個解構虛假訊息（Disinformation）傳播機制的一個樣本，可趁機做為新聞工作者的機會教育。
第一則訊息宣稱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日前訪問印度期間不幸中風，甚至有異議人士宣稱其步態蹣跚即為中風後遺症；第二則訊息則聲稱華為創辦人任正非「全家神秘失聯」，甚至可能透過水路逃離中國。
這兩則高度敏感的訊息在X（前推特）等平台上迅速點燃，經由去中心化的轉發與演算法的推波助瀾，在短時間內構築起一個言之鑿鑿的「替代現實」。
然而，當時間推進，事實與事實之間的嚴格比對，揭示了謠言與真相之間的巨大鴻溝。
正如日前習近平應美國總統川普邀請對華盛頓進行國事訪問時，川普親自在安德魯斯空軍基地接機，隨後更在社交平台Truth Social上高調稱讚習近平「看起來強壯、充滿活力、身體健康，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川普 這番在國際政壇與鎂光燈焦點下的公開證言，儼然以近身觀察，為習近平破謠，直接瓦解了「印度中風失能」的荒誕敘事。
同樣地，針對任正非家族出逃的傳聞，其二女兒姚安娜先是頻頻在北京、深圳等公開場合亮相；緊接著，任正非本人亦於9月22日在廣東深圳大方露面，與東風汽車總經理馮長軍進行高層會談並發布合照。
父女兩人的接連公開現身與具體的商業實體活動，讓所謂「深海跑路、總部遭圍」的網絡截圖和陰謀論不攻自破。
這一「假訊息盛宴」到「事實凸槌」的對比過程，完美論證了新聞查證（Fact-checking）在當代社會中不可替代的樞紐地位。
如果媒體與新聞從業人員在謠言初起時，缺乏「有疑生疑」的本能，就會輕易被政治偏見與流量密碼所綁架，將網民的捕風捉影當作新聞標題。
更深一層來看，新聞教育所傳授的「無疑生疑」，要求記者在面對那些表面上看似符合某種既定政治框架、看似順理成章的「黑天鵝爆料」時，更要對其背後的資訊來源、傳播動機與證據鏈進行解構。
如果缺乏這種結構性的懷疑主義，新聞媒體將退化為演算法之下的「謠言放大器」，其社會公信力的基石也將崩塌殆盡。從批判傳播學的視角來看，這場資訊危機的根本病灶，在於社群媒體平台的注意力經濟體制。
演算法不關心「真實」，只關心「互動率」與「用戶黏著度」。諸如一個國家元首中風或知名有影響力的科技巨頭全家出逃這類帶有強烈政治奇觀、能激發群體焦慮與對立情緒的假訊息，完美契合了平台利潤最大化的邏輯。平台在客觀上放任、甚至助長了資訊的濫用與惡意散布。
因此，遏止假訊息的蔓延絕非新聞界的孤軍奮戰能盡其功，它具有急迫的社會系統性，社群媒體平台必須從技術底層與法律層面承擔起企業的「審查守門責任」，調整演算法，將資訊的真實性與來源權威性引入分發權重，從源頭扼殺謠言的病毒式傳播鏈。
與此同時，必須意識到，隨著去中心化媒介的普及，大眾本身也已成為資訊網絡傳播的另一關鍵節點。這意味著，提升全民的「數位媒體識讀能力（Media Literacy）」已是刻不容緩的民主防禦工程。
公眾不應只是被動的訊息接收者，更需要被賦予如同專業記者般的反覆查証的「懷疑精神」。在轉發任何聳人聽聞的訊息前，學習運用「停、看、聽」的批判性思維，檢視其是否有可靠的新聞來源、是否有反方事實的對比。綜上所述，在混亂與擬真交織的當代數位光譜中，「有疑生疑，無疑生疑」的新聞教條不應只是學術殿堂裡的標語，而應成為新聞實踐中誓死捍衛的防線。
在「習近平健康疑雲」與「任正非外逃傳聞」的傳播鬧劇過後，我們再次看清：唯有記者帶著那天生的懷疑主義目光去仔細查證，配以社群平台的自律審查與大眾識讀力的覺醒，我們才能在假訊息的狂瀾中，共同築起那道屬於人類理性與真實社會的堅固大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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