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啟聖/資深媒體人
國台辦回應張亞中「一國兩制是敬酒、武力統一是罰酒」的說法，再次強調「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也是其所稱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這樣的回應其實正好凸顯了一個長期沒有被真正處理的問題：北京所說的「充分吸收台灣意見」，與兩岸共同決定未來，究竟是不是同一件事？
如果把張亞中的論述放回完整脈絡來看，他所提出的並不是單純贊成或反對「一國兩制」，而是要求先面對三個政治事實。
第一，兩岸已經長期分治。海峽兩岸各自存在完整的治理體系、法律制度與政治秩序，這不是價值判斷，而是現實。第二，北京與台北對「中國」及主權各有自身的政治與憲政論述。張亞中因此以「主權重疊、治權分立」概括兩岸現狀，主張不應假裝這個現實不存在，而應從現實出發尋找和平進程。第三，他是站在中華民國憲政立場思考兩岸問題，而不是把台灣視為一個等待北京安排制度的地方。張亞中近來所稱「統一前的和合」，核心也正在於此：先處理敵對、互信、共同參與與協商程序，再談最終政治安排。
這正是「一國兩制」直接套用台灣所遇到的根本困難。
必須說清楚，「一國兩制」並非從來與台灣無關，北京至今仍將其定位為統一後的制度安排；但它真正制度化實踐於香港、澳門時，有一個台灣完全不同的歷史條件。香港是在中英聯合聲明確定1997年主權移交後制定基本法；澳門則在中葡聯合聲明確定1999年政權交接後建立特別行政區。港澳所處理的，是殖民統治結束後如何安排既有制度與生活方式的問題。
台灣不是香港，也不是澳門。它不是英國或葡萄牙的殖民地等待移交，不存在第三國與北京議定的主權交接日期，更不是一個沒有自身中央政府與憲政體制的地方。台灣目前存在的是中華民國政府、憲法體系、軍事與司法制度，以及經由選舉形成的政治授權。這些結構差異，決定了港澳模式不可能只靠提高自治條件，就自然轉化為台灣可以接受或運作的制度方案。
更重要的是，中華民國現行憲政秩序本身也不能在討論中被抽掉。《中華民國憲法》前言明載，制憲國民大會「受全體國民之付託」制定憲法；第二條明定「中華民國之主權屬於國民全體」。現行《憲法增修條文》至今仍以「為因應國家統一前之需要」作為增修的前提。嚴格而言，這並不等於憲法明文命令政府必須在特定時間、依特定方案完成統一；但至少說明，「國家統一前」仍是現行憲政文本描述兩岸狀態的重要概念，不能把統一議題簡化成某一個人的私人意識形態。
然而，同一套憲政秩序又明確確立主權在民。這就帶出真正重要的政治學問題：即使有人把國家統一視為憲政上的終局方向，也不代表終局內容可以由任何一方單方面決定。統一回答的是「國家最後走向何處」；主權在民回答的是「誰有權決定這個終局」。兩者之間，還需要第三個環節——這個終局如何取得政治正當性。
這也是「吸收台灣意見」與「兩岸共同締造」最大的差別。前者仍可能是一方先設定「一國」與制度框架，再讓另一方就細節建言；後者則要求雙方共同參與議程設定、制度設計與政治承諾，並各自取得必要的人民授權。只有到了這個層次，所謂對等、尊嚴、互惠、共榮才不只是口號，而是制度形成的程序原則。
從政治學來看，一個具有持久性的政治秩序，不能只依靠實力、歷史敘事或單方面的主權主張，還必須處理被治理者同意與制度形成正當性的問題。這也正是張亞中「統一前的和合」最值得北京正視之處：一國兩制主要回答的是「統一後怎麼治理」，但兩岸今天真正缺少的，是「如何和平走到那裡」。
因此，兩岸終局問題真正需要回答的，不只是統或不統、採何種制度，而是能否建立一套讓雙方從被安排者轉為共同建構者的政治程序。唯有當最終安排同時經得起憲政秩序、政治協商與人民同意的檢驗，它才可能從一方的政治方案，轉化為雙方都能承擔的共同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