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丙喜/國家公益發展協進會榮譽會長、張其祿/國立中山大學政經系特聘教授
美國總统川普在川習會中拋出：中華民國國父孫中山、中美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曾經軍事聯盟。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也講述八十年前中美共同對抗法西斯的歷史。台灣外交部政務次長吳志中針對習喊話美國的「堅持反對台獨」強調：台灣沒有台獨問題，我們的國家叫中華民國。三者交織出爭議已久的中華民國存在與否，似乎找到了突破的一線希望。
兩岸和平最困難的地方，不是雙方沒有和平的需要，而是雙方的執政黨都希望對方先接受自己的政治定義。
北京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要求兩岸關係建立在「一個中國」的政治基礎上；台灣內部對中華民國、台灣以及兩岸關係的定位，又存在不同理解，形成一個難解的結：最困難的主權問題還沒有開始談，雙方就因為「你是誰、我是誰」而失去坐下來談的空間。
歷史上有沒有類似困局？1970年代的東西德，或許提供了一個值得兩岸重新思考的答案：不必先解決「我們最後究竟是什麼關係」，可以先承認「你確實存在」。這也許正是今天兩岸重新打開和平之門，可以嘗試的第一把鑰匙。
一、兩岸談判以前，台灣先尋找自己的最大公約數
民衆黨創黨主席柯文哲曾以「台灣不是正常國家」形容台灣特殊的國際處境。這句話無論贊成與否，確實點出台灣面對的一項結構性難題：我們具有政府、軍隊、司法、貨幣、民主選舉及完整治理體系，卻不是聯合國會員，在國際外交承認上也處於特殊狀態。
1971年聯合國大會第2758號決議，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代表為「中國在聯合國組織的唯一合法代表」，並由北京取得中國在聯合國的席位。值得注意的是，決議文字處理的是中國在聯合國的代表權問題，全文並未直接敘述台灣主權歸屬。
另一方面，台灣內部經過數十年民主化之後，原來尖銳對立的國家認同，也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交集。
民進黨1999年《台灣前途決議文》主張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其後的正式論述也明確使用「憲政名稱為中華民國」的表述。因此，今天真正值得尋找的，未必是所有台灣人民對歷史與國族認同完全一致，而是能不能建立一個最低程度的憲政最大公約數。
這個最大公約數可以很簡單：
台灣具有完整自主的民主治理；現行憲政國號是中華民國；台灣未來的重大改變，必須經過民主與和平程序。
如此一來，中華民國就不必只是藍綠競爭的政治符號，而可以成為不同國家認同者暫時共同生活的憲政屋頂。
這不是要求主張統一的人放棄統一，也不是要求強調台灣主體性的人改變認同，而只是承認我們今天共同生活的政治現實。
和平首先需要的，不是所有人的思想一致，而是大家願意接受共同生活的規則。
二、北京也必須面對七十多年的治理現實
同樣的道理，也適用於北京。
1949年以後，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治理中國大陸，中華民國政府持續治理台灣、澎湖、金門、馬祖。七十多年過去，兩岸形成各自完整的治理體系。
雙方當然可以對這段歷史提出完全不同的法律與政治解釋。
但政治主張可以不同，治理事實卻不能因政治需要而消失。
因此，北京如果希望兩岸真正恢復政治對話，最關鍵的一步，未必是一開始就承認「中華民國是一個國家」。這涉及北京長期的一中原則，短期內政治難度極高。
真正可能形成突破的，是降低第一步的門檻：北京承認中華民國政府目前治理台澎金馬的客觀事實；台北也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治理中國大陸的客觀事實。
這裡有一個極重要的區別：承認存在，不等於承認對方全部的主權主張；承認治理現實，也不等於接受對方對自己的政治定位。
如果雙方能接受這項區別，兩岸就可能第一次在「一中」與「兩國」之外，找到另一個可以坐下來談話的空間。
三、兩德真正值得借鏡的，不是統一，而是統一以前
談到東西德，人們很容易直接想到1990年的德國統一。
但對今天的兩岸而言，真正值得研究的不是統一的結果，而是統一以前二十年，兩個政治實體如何從敵對走向和平共處。
二次大戰以後，德國分裂為東德與西德。雙方長期爭論誰能代表德國，冷戰更使兩德成為美蘇陣營對抗的最前線。
真正的轉折發生在1969年布蘭特出任西德總理之後。布蘭特的「東方政策」有一項極重要的政治智慧：不要等待所有歷史與法理問題解決以後才改善關係，而是先從承認現實開始改變現實。
1972年東西德簽署《基礎條約》。這份文件最值得兩岸研究的地方，在於它明白承認雙方對包括民族問題在內的原則性問題仍有不同觀點，卻沒有因此停止談判。雙方同意建立正常睦鄰關係、和平解決爭端、不以武力相威脅，並確認任何一方都不能在國際上代表另一方。
換句話說：兩德不是先解決「一個德國還是兩個德國」，才開始和平；而是先和平，讓最困難的問題留待歷史發展。這才是兩德經驗對兩岸最重要的啟示。
當然，兩岸不是兩德。國際環境、歷史背景、法律關係以及中國大陸對台灣的主權主張都有重大差異，不能機械移植。
但是兩德留下了一項可以跨越時空的政治智慧：原則問題可以保留，人民生活不能無限等待。
四、兩岸需要的也許不是另一個政治名詞
過去幾十年，兩岸花了太多時間爭論政治名詞。「一個中國」、「一中各表」、「九二共識」、「兩國論」、「一邊一國」、「互不隸屬」……每一個名詞背後都有歷史背景，也都有自己的支持者與反對者。
問題是，如果和平必須等待二千三百萬台灣人民與十四億中國大陸人民對「中國」得到完全相同的答案，和平恐怕永遠不會到來。因此，我們或許應該把問題倒過來。不要首先問：「你是否接受我的中國？」而是先問：「我們是否願意承認彼此現在確實存在？」從這個問題出發，兩岸或許可以逐步形成一個新的「和平現狀共識」。
它不需要預先決定統一，也不需要預先決定獨立；不要求北京接受台北全部的國家論述，也不要求台灣接受北京全部的主權論述。
它只需要建立幾項最低原則：承認歷史，不任意抹去彼此的歷史；承認現實，不否定彼此的治理存在；保留歧見，不要求對方先接受自己的政治立場；放棄武力，以和平方式處理爭端；最後，把人民重新放回兩岸關係的中心。如此才能從觀光、就學、經貿、文化、宗教、城市與青年交流開始，逐漸恢復互信，最後才進入真正困難的政治談判。
五、從「主權競爭」轉向「和平程序」
兩岸真正需要突破的，也許不是發明另一個四字政治口號，而是建立一套即使彼此不同意，仍然可以和平相處的程序。這也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精神。民主之所以能運作，從來不是因為所有人意見一致，而是因為不同意見的人接受同一套和平處理分歧的方法。
如果這個原理適用於一個社會，為什麼不能成為兩岸關係值得探索的方向？因此，未來兩岸若重新展開政治對話，第一階段甚至不必碰觸統一、獨立或國號問題。
雙方可以先討論更基本的事情：建立軍事危機熱線、降低台海誤判風險、恢復制度化協商、保障人民往來安全、逐步恢復民間交流，並共同確認不得以武力片面解決政治爭議。先建立和平的程序，再討論政治的終局。這也正是兩德經驗最值得我們深思之處。
六、這一代人的責任：不要把戰爭留給下一代
兩德從1972年《基礎條約》到1990年統一，走了十八年。但是歷史真正值得記住的，並不只是最後的統一。更重要的是，在那十八年間，兩德人民不必等待國家終局問題解決，便逐步改善交通、探親、經濟、文化與人民往來。
兩岸的未來究竟是統一、長期維持分治，或者發展出今天還無法想像的新型關係，不應由任何一方以武力預先決定；相關重大政治安排也必須面對兩岸各自既有制度、民意與國際環境。這一代人真正可以共同完成的事情，其實沒有那麼複雜：不要把戰爭留給下一代。
所以，兩岸和平的第一句話，不需要是：「我同意你。」而可以只是：「我承認你的存在。」第二句則是：「我們的不同，坐下來談。」
從敵人變成對話者，並不需要先消除所有分歧；真正需要改變的，是不再把「消滅對方的存在」當成解決分歧的方法。
兩德曾經證明：承認現實，不代表放棄理想；和平共處，也不代表歷史從此停止。相反地，只有和平，才會給歷史留下選擇。
「先承認彼此存在，不等於接受主權主張；先建立和平程序，再討論政治終局；不要把戰爭留給下一代。」這也許不是解決兩岸問題的終點，卻可能是兩岸重新走向和平，最務實的起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