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溱/淡江大學國際事務與戰略研究所博士生
2026年9月，第81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在紐約總部拉開序幕。然而，穿梭於聯合國大樓內的各國代表與外交官們，心中普遍籠罩著一股難以揮去的集體焦慮。剛邁入80週年里程碑不久的聯合國，並未如預期般迎來集體安全機制的成熟與鞏固，反而陷入了戰後歷史上最為嚴峻的信任危機。
在本次聯大講台上，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發表了一場語氣極為嚴肅的演說，將矛頭直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結構性癱瘓。高市直言，現行安理會架構依然停留在1945年二戰剛結束時的時空背景，完全無法應對21世紀複雜的地緣衝突；常任理事國對「否決權」的濫用，更讓安理會徹底失去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應有功能。日本為此再度發出強烈呼籲，主張進行徹底的安理會改革，擴大常任與非常任理事國席位，以真實反映當前的全球實力對比與代表性。
日本的怒吼，道出了國際社會長期以來對安理會失能的沉痛。然而，這場圍繞安理會改革的爭辯，其背後本質不僅僅是戰後權力分配機制的過時，更是國際制度主義在面對當前大國結構性對立時所遭遇的實質困境。
自二戰結束以來，以柯亨（Robert Keohane）等學者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義理論認為，儘管國際體系處於無政府狀態，國際組織與制度仍能透過降低交易成本、提高資訊透明度、建立預期機制，促成國家間的理性合作，從而維持地緣穩定。聯合國及其安理會，正是這套制度主義理想最高形式的實踐。然而，安理會從創立之初，就包含了一個現實主義與制度主義妥協的內在矛盾，也就是常任理事國否決權機制。
當初設立否決權的制度初衷，是為了確保美、蘇/俄、中、英、法等大國在涉及全球重大安全決策時達成基本共識，避免大國之間直接爆發毀滅性的衝突。易言之，否決權本是將大國現實權力制度化納入集體安全體系的防務設計。但這項設計建立在一個關鍵的前提假設之上，也就是大國之間對維護全球基本秩序存在最低限度的共識。一旦大國間出現不可調和的結構性對立，否決權便會從「避免大國相撞的煞車皮」，惡化為「護航自身或盟友違規行為的防彈衣」。
觀察近年來的全球重大危機，從歐亞大陸的俄烏戰爭、中東地區的局勢升級，到新興領域如科技與極地戰略競爭，安理會在面對攸關大國核心利益的重大武力衝突時，幾乎無一例外地陷入決議癱瘓。在2026年的今天，大國競爭已全面深化為體制性與戰略性的長期對抗。當前大國之間的對立呈現出零和博弈取代制度合作、集體安全陣營化等特徵。大國不再將國際組織視為共同治理的平台，而是將其視為限制對手、進行輿論動員的工具；否決權的使用不再僅基於極端安全威脅，而是頻繁用於陣營護航，導致決議草案往往在表決前就已被宣告死亡。
這種結構性對立，直接導致安理會權威的崩盤。當國際社會發現安理會無法對違反《聯合國憲章》的行為採取實質行動時，多邊主義的信用便遭遇了不可逆的侵蝕。這也正是日本等中等強國與潛在常任理事國候選國感到深切焦慮的原因，試想，當主流國際制度喪失秩序供給能力，國際體系將迅速滑向強權即真理的極限現實主義狀態，這是何其危險的景況。
面對安理會的失能，國際社會提出了幾種潛在的解方。一是限制或約束否決權的使用範圍，例如推動「否決權透明化」，要求發揮否決權的常任理事國必須至聯大就其決定進行公開辯論與說明，試圖透過道德與外交輿論進行軟性約束；二是擴大席位規模與提升代表性，包括日本在內的提案，主張增加常任與非常任理事國，特別是納入長期缺乏代表性的「全球南方」國家以及主要貢獻國，試圖透過提高合法性來彌補治理能力的不足。
然而，這些制度拯救方案在現實政治中皆面臨極高的壁壘。根據《聯合國憲章》第108條，任何憲章修改均需獲得三分之二會員國通過，且必須包括現行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批准。換言之，要改革否決權或擴大常任席位，必須獲得現有五常的同意，但要求既得利益者主動割捨或稀釋其核心權力，在邏輯與政治上極難實現。此外，即使在擴大席位問題上，周邊區域競爭對手之間的阻力亦極其龐大，導致任何具體的改革方案都難以在聯大取得絕對多數共識。
當安理會因否決權失靈而難以在核心安全議題上發揮作用時，國際政治並未停止運作，而是呈現出「多邊主義碎片化」與小多邊機制的興起。近年來，越來越多安全與經濟合作轉向四方安全對話（QUAD）、美英澳三邊安全夥伴關係（AUKUS）、七大工業國集團（G7）、金磚國家（BRICS）等平台。國家開始透過網絡化與模組化的安全夥伴關係來尋求自我保護。
然而，這些小多邊機制雖然充滿彈性，卻無法替代聯合國所具備的普世合法性。若安理會持續深陷否決權失靈的泥淖，聯合國恐將步入昔日「國際聯盟」的後塵，換言之，聯合國並非形式上的解體，而是在重大國際安全決策中被邊緣化，僅退守於人道救援與氣候變遷等非傳統安全領域。
2026年日本首相在聯大講台上的批判，絕非僅是外交表態，而是對當前國際制度體系發出的沉痛預警。拯救安理會的關鍵，從來不只是修正幾條條文或增加幾個席位的技術性問題，而是各國是否願意重新承認一個權威、運作有效且受規則約束的多邊集體安全體系，最終符合所有國家的長期整體利益。在大國對立尚未尋得新平衡之前，安理會的改革之路依舊漫長，而國際制度主義也將繼續在強權政治的風浪中接受嚴峻的考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