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鎤銘/淡江大學財務金融學系兼任教授
高市早苗於2026年9月22日在第81屆聯合國大會發表一般性辯論演說，以國際秩序動盪、聯合國功能不足及安理會改革為主軸，要求儘速刪除《聯合國憲章》中的「舊敵國條款」，並擴大安全理事會常任與非常任理事國席次。她強調日本加入聯合國70年來的貢獻，並以日本的「尊嚴與名譽」為由，要求刪除相關條文。
表面看來，這是一場要求改革聯合國的外交演說；但若將其放回日本近年軍事政策轉向的脈絡觀察，就不能只把它視為單純的制度改革主張。日本一方面要求抹去戰後憲章中對「敵國」的歷史烙印，另一方面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張防衛預算、強化長程飛彈與西南諸島軍事部署，並逐步把台海情勢納入自身安全戰略。這種「政治正常化」與「軍事正常化」同步推進的現象，已足以引發日本是否正在重新尋找軍事大國道路的嚴重質疑。
因此，高市此次在聯大所提出的「改革」，真正值得警惕的並不是聯合國是否應該改革，而是日本是否正在利用「改革」的國際語言，重新包裝一套擺脫戰後約束、擴張軍事角色的國家戰略。
「舊敵國條款」不是一句過時文字
高市在聯大指出，2005年聯合國大會已通過刪除「敵國」相關文字的決議，因此主張相關條款應儘速刪除。單從程序與文字而言，日本當然可以提出這項要求；但問題在於，日本為何如此急於要求消除這段歷史印記？
「舊敵國條款」之所以存在，並不是偶然的文字殘留，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際秩序對侵略戰爭與軍國主義的歷史記憶。日本今天可以主張自己已經成為和平國家，也可以強調加入聯合國70年來的國際貢獻，但這些成就並不能自動抹去日本帝國在亞洲發動侵略戰爭的歷史。
更值得批判的是，高市將刪除相關條款包裝成日本「尊嚴與名譽」問題，卻沒有同等篇幅面對日本自身的歷史責任。對曾遭受日本侵略的亞洲國家而言，真正需要被重新檢視的，不只是《聯合國憲章》中的幾個字，而是日本是否已經充分面對南京大屠殺、「慰安婦」、強制勞工等歷史問題。
因此，日本要求刪除「舊敵國條款」並非不能討論，但若一方面要求國際社會刪除戰敗國的歷史身分，另一方面又對戰爭責任採取淡化甚至重新詮釋的態度，就難免讓人質疑：日本真正想刪除的，究竟只是一項失去實際作用的條文，還是整個戰後歷史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制度性記憶？
這正是高市演說最值得批判之處。
軍事擴張正在替「正常國家」重新定義
如果只有聯大演說，或許還可以把高市的主張理解為外交政策；但問題在於，日本的軍事政策早已同步轉向。
日本2026年度防衛關係費的核心預算達8兆8,093億日元，若計入其他相關經費，防衛支出已突破9兆日元。日本防衛省並明確推動長程「防區外防衛能力」、極超音速武器、地對艦飛彈與無人作戰能力等建設。日本政府同時強調，要在更早、更遠的距離阻止與排除對日本的入侵。
這已經不是單純增加幾項防禦性裝備的問題，而是日本軍事能力結構的根本變化。當一個憲法明定追求和平的國家，不斷強化長程打擊、遠距離作戰與域外應變能力，其軍事角色自然不再只是傳統意義上的本土防衛。
更值得注意的是西南諸島。與那國島距離台灣約110公里，日本持續強化當地的情報、監視、防空與飛彈能力，並規劃進一步部署中程地對空飛彈部隊。日本防衛省公布的2026年度政策也明確將西南地區防衛體制強化列為重要工作。
日本政府可以把這些行動稱為「防衛」，但從戰略效果而言，這些能力同時提高了日本介入台海及東海危機的軍事條件。問題因此不是日本是否有權保衛自身，而是日本正在把「自身防衛」的地理與軍事邊界推向多遠。
當「防衛」開始包含更遠距離的打擊能力，當西南諸島逐漸成為前沿軍事節點，當台海危機被納入日本安全政策，日本軍事角色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這正是所謂「軍國主義復辟」疑慮不能被簡單斥為政治標籤的原因。
台海正在成為日本軍事擴張的突破口
高市安全政策最令人警惕的另一個面向，是她不斷把台海安全與日本自身安全綁在一起。
2025年11月7日，高市在日本國會答辯時曾表示，在特定台海武力衝突情境下，可能涉及日本法律上的「存亡危機事態」。這項說法雖然並不等於日本已決定參戰，但卻具有重要政治訊號：台海衝突已被納入日本可能啟動集體自衛權的安全政策討論。
如此一來，台灣問題便不再只是日本外交政策中的區域議題，而逐漸成為日本軍事政策擴張的重要政策依據。西南諸島的軍事建設、情報監視、飛彈防禦與長程打擊能力，也因此可以在「台海有事」的框架下取得更強的戰略正當性。
這裡真正值得警惕的是一種循環：先以區域威脅上升為理由增加軍事能力，再以增加的軍事能力證明有必要進一步介入區域安全，最後又以可能的區域危機作為擴張軍備的理由。如此一來，「防衛」便可能逐漸成為擴大軍事角色的政策工具。
日本防衛省目前也明確推動更早、更遠的防衛能力。若再與台海議題相互結合，日本軍事力量從「守護日本」走向「影響周邊戰場」的可能性，就不能再被輕描淡寫地視為單純的防衛升級。
「改革」背後的軍國主義幽靈
把高市的聯大演說與上述政策放在一起看，會看到一條相當清楚的政策邏輯：外交上要求擺脫「敵國」身分，制度上要求提高日本在安理會的地位，軍事上突破傳統防衛限制，戰略上則逐步把日本安全範圍延伸至台海及西南諸島。
這四個方向如果分開看，都可以找到各自的政策理由；但放在一起觀察，就難以避免一個問題：日本所謂的「正常國家化」，是否正在逐漸演變成軍事大國化？
更值得警惕的是，這種轉變並非只發生在軍事預算與武器裝備層面，也涉及歷史記憶。2026年8月15日，高市赴千鳥淵戰歿者墓苑獻花祈禱；同日的靖國神社相關政治活動，亦再次引發日本戰爭記憶與亞洲歷史問題的討論。
因此，日本若要要求國際社會徹底刪除「舊敵國條款」，就不能只說這是過時條文，更不能只談日本戰後的和平貢獻。它必須回答的是：日本究竟如何看待自身曾經走過的軍國主義道路？又準備如何確保今天的軍事正常化，不會重演過去以軍事力量追求國家利益的歷史？
如果這些問題沒有清楚答案，那麼高市所謂「改革」就很難完全擺脫政治包裝的質疑。因為真正需要改革的，不只是聯合國制度；日本自身對歷史、軍事與國際責任的態度，也同樣需要被檢驗。
安理會改革不能成為日本軍事正常化的通行證
安理會確實需要改革。1945年的權力結構無法完整反映今日國際社會，擴大常任與非常任理事國具有一定的制度討論空間。高市提出的這一點，本身並非毫無道理。日本政府也已將安理會改革列為對外政策重點。
然而，問題在於誰有資格取得更大的國際安全權力。
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不是普通的外交席次，而是掌握全球和平與戰爭重大決策權的制度性位置。因此，一個國家要求成為更重要的國際安全行為者，就不能只提出「自己已經貢獻很多」的理由，也必須接受國際社會對其歷史認識、軍事政策及區域行為的檢驗。
日本今天要求刪除「舊敵國條款」，同時大幅擴張軍事能力，並將台海危機與自身安全直接連結。這三者疊加起來，所呈現的已不是單純的聯合國制度改革，而是日本戰後國家定位正在發生重大轉向。
真正令人擔憂的，也不是日本恢復國際影響力本身，而是「正常化」最後會不會變成軍事權力正常化，甚至進一步走向軍事大國化。如果日本以聯合國改革之名要求取得更大的安全權力，卻不願正視歷史責任與區域鄰國的不安，那麼國際社會當然有理由對其意圖保持高度警戒。
高市早苗的聯大演說，不能只從「聯合國改革」四個字理解。她要求刪除「舊敵國條款」、擴大安理會席次，與日本近年大幅增加防衛支出、強化長程打擊能力、推進西南諸島軍事部署，以及把台海情勢納入自身安全政策，實際上構成一幅相互呼應的政策圖像。
這正是「軍國主義復辟」疑慮之所以不能被視為空泛指控的原因。今天的日本當然與戰前日本不同，也不能僅因軍費增加便直接等同於軍國主義復活；但當日本逐步突破戰後安全政策的限制，擴大遠距離軍事能力，將台海納入安全戰略，又同時要求從聯合國憲章中抹去「敵國」歷史印記，國際社會自然有必要追問：日本究竟是在正常化，還是在重新尋找一個軍事強國的國家身分？
對台灣而言，尤其不能忽視與那國島等西南諸島軍事化所帶來的現實影響。日本與台海安全的軍事連結越來越深，固然可能增加威懾能力，卻也可能提高誤判與衝突外溢的風險。
日本可以追求更大的國際角色，但不能把「改革」變成重新包裝軍事擴張的政治工具；可以要求刪除過時條文，卻不能藉此刪除戰爭歷史的記憶。真正值得期待的日本，不是重新召回軍國主義幽靈的日本，而是一個能夠正視歷史、克制軍事擴張、以外交與和平解決區域爭端的日本。這才是日本走向真正「正常國家」應該回答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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