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渡/作家
或許是下午時分，我們沿路開下來，路上行人不多。直到快靠近鹿港，才終於忍不住要停下來上廁所。
雖然停在一間路邊小廟前，一樣有著閒閒的老人，在這裡聊天。廟門口有一張板凳，上面放了一個白鐵的「奉茶」壼子。
「飲茶啦！」一個瘦瘦的老人說。他們在寒喧後，接受了我遞上的香菸，開始有一點善意的笑容。
「你們來鹿港採訪什麼？」
「採訪五月節啦，採訪划龍船。鹿港不是有比賽嗎？」
我想，這裡已經是鹿港的地界，他們應該算鹿港人了。「五月節」是指端午節，只不過閩南語沒有端午節這個說法，都叫五月節。
「還有兩天才比賽啦，你來得太早。」老人手指著海邊說。
「想先來看看，聽說這裡很熱鬧啊。」我說。「聽說，鹿港人在反對一間美國化學公司來設廠，這次五月節有活動呢！」
「哦？你怎麼知道？」那個頭人說，語氣又有點防範的味道了。
「在台北有看到你們地方的報紙啦，報紙都有寫啊！」我警覺的說。
「哦？你是來探聽消息哦？」他態度轉為冷淡起來。
「也不是啦，我想要了解咱老百姓的想法啊。」我說。
「咱們，憨憨的老百姓，每天討海做田，什麼都不知道，怎麼會知道美國人要來做什麼。那是政府的代誌啦。」頭人口氣冷漠。
「但是，一間美國工廠若設在這裡，不會影響你們的生活嗎？」我問。
「你們是專門來探聽的？」他眼神斜視，掃過鍾喬。
我才忽然想到，他會不會因為鍾喬的平頭，懷疑我們是情治單位的人。
鍾喬跟我同一年從研究所畢業，我因為少年時生過慢性骨髓炎的病，不必服兵役，直接就業，在《中國時報》當記者；他依法去服兩年義務兵役，還好，也快到頭了，已經進入倒數饅頭的日子。只不過他很好命，在台中老家附近當預官，每個周末可以休假回家，跟上班沒有兩樣。
台中也是我的故鄉。兩年前研究所畢業前夕，生下女兒，因為夫妻都在上班，只好把女兒帶回台中老家，請父母親幫忙帶，每個周末回台中看她（當時周休一天半）。因為高中老同學都在台中，每個周末夜，他們總是等我哄女兒睡著之後，相約在十點半左右，去中興大學附近的忠孝路夜市喝酒聊天，往往喝到半夜兩三點。
包括鍾喬、翁志宗和我都是以前台中一中文學社團「繆思社」的創辦成員，因此感情特別好。連帶的，大學時代的文友：詩人盧思岳，正在彰化精誠中學教書；中興大學畢業的范振國，現在一間私立商專教書；在台中做皮雕藝術的顏山揚，也常常一起來聚會。
那一年春天，開始傳出美國跨國公司杜邦打算在鹿港設一間化工廠的消息，沒有人知道它要生產什麼化工原料。但化工廠的空氣污染有多嚴重，凡是經過彰化縱貫線路邊台塑公司的人都體會過。那種化學的氣味，不只是臭，而是一種異味，刺鼻而難以消除。鹿港人從彰化進進出出，早已膚受其苦，一想到化工廠就想到台塑，而如果化工廠設在鹿港，那些古蹟被化工氣味污染，腐蝕，古老的鹿港文物就完了。
這個投資案是經濟部的計劃，從1985年8月即由經濟部作為重大外國投資案，對外宣佈，要生產的是一種化工原料，叫「二氧化鈦」。到了1986年1 月12日，媒體披露了設廠地點在閒置許久的彰化濱海工業區。
彰濱工業區在鹿港海邊，是一大片整出來的海埔新生地，因為沒有人來投資設廠，已經閒置很久。此時經濟部帶杜邦的人去現場視察，通過投資案，總投資額為64億，是當時最大的外資投資案。杜邦公司並依照國外的慣例，找了一間很大的公關公司，幫他們做鹿港在地的公關宣傳。
然而，鹿港人恐慌起來了。民間傳說紛紜，議論紛紛，卻沒有人知道內情。此時參選鹿港鎮長的王福入發起「鹿港鎮民反對劇毒二氧化鈦廠萬人聯署簽名」活動。聯署的人很快破萬。與此同時，參與縣議員選舉的李棟樑，也提出「反杜邦萬人簽名」聯署。
李棟樑當選縣議員後，聯署仍未停止，很快到達一萬六千多人。此時，在彰化精誠中學教書的盧思岳看到彰化地方版的新聞報導，帶著小小的剪報，跟范振國和鍾喬說起此事，認為「我們要主動去看看」。
過不久，他就和范振國騎著一輛破破的小摩托車，到了鹿港，找到李棟樑的縣議員服務處，事實上也就是他的家，表達了對鹿港環境運動的支持，希望能夠當志工幫忙。
李棟樑看到兩個不認識的年輕教師主動找上門，也不知對方是真的老師，還是情治單位派來刺探的探子（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就將他們介紹給了一位長得矮矮壯壯的小學老師──粘錫麟。粘錫麟也不知他們的來歷，但彼此有共同的教師身份，很快混熟起來。他們發現反杜邦雖是一場反污染的環境運動，但李棟樑也好，粘錫麟也好，乃至於他們自己，都沒有人知道環境運動要怎麼走下去。要怎麼跟民眾宣傳環境理念，怎麼向政府表達抗議，怎麼達到反杜邦設廠的目的，整個過程沒有人知道該怎麼做，一切都在摸索。
唯一知道的是：台灣的污染已經這麼嚴重，河川發臭，魚蝦不生；空氣污濁，呼吸不淨；土地污染，農作難存。再下去，人們再也無法生存了。
當時的台灣，唯一有過的反對污染的對抗是台中市大里的三晃農藥廠。三晃農藥廠設在當地的農田中，未管制廢水排放，就直接流入農田的灌溉溝渠裡。跟著農民灌溉水流一起流入水溝、溪流，一路毒死了許多魚蝦、生物，並且滲透到地下水源，連農民抽地下水出來生活飲用的水，都帶著農藥味。居民嚇壞了，去衛生局舉報。但當地政府根本沒有來徹查，甚至許多時候，明明有毒廢水剛排放，證據明顯，民眾立即舉報，可衛生局的人姍姍來遲，等到廢水停止排放了，衛生局的人才出現。
這造成民眾很大的憤怒，覺得這根本是官商勾結，無法解決問題，於是憤怒的民眾團結起來，去包圍農藥廠門口的通路，不讓廠區的汽車進出，他們就無法出貨，這逼得農藥廠出面談判。事實上，民眾的要求也很簡單，消除污染，管制污染，不再排有毒廢水而已。
可是僅僅是這麼簡單的訴求，苦苦哀求，到處陳情，抗爭了一兩年，卻沒有結果。
那時開始流行起一句話「自力救濟」。也就是當政府無法保護你的時候，你只能靠民間的力量拯救自己。
至於怎麼拯救才有效，誰也不知道。更何況三晃是已經設了廠，杜邦根本還沒來。所以鹿港人反對杜邦來設廠能不能成功，誰也沒有信心。更何況，這是比台中三晃農藥廠更大的美國公司，它背後的實力，比日本人更強大太多了。
鹿港人好客又能喝酒，粘老師也能喝幾杯，由於想法接近，盧思岳、范振國和粘錫麟很快成為好朋友。不久鍾喬也因為在台中當兵只是閒差，假日常常往鹿港跑。只是他仍有軍籍，必須隱身幕後。
我是在鍾喬和盧思岳的介紹之下，決定來鹿港採訪的。畢竟到目前為止，所有關於反杜邦的消息，都只是地方新聞，出現在彰化地方版的小小一塊報導，其它縣市根本看不到，引不起全國性的注意。他們希望在《時報新聞週刊》工作的我可以寫作一篇報導，讓鹿港有反污染運動的消息廣為人知。
事實上，我給報社的出差報告上，仍不敢說這裡有一場環境運動，因為它根本還沒有成型。我只能說，有鹿港人在聯署，反對美國杜邦公司去設廠，如果設了廠，羅大佑歌中的鹿港古蹟和漂亮的古鎮風光就會被破壞了，所以該去採訪。
我的成行，坦白說，要感謝羅大佑那一首歌〈鹿港小鎮〉。它太風靡了，以致於人們想到鹿港，就想到那個歌詞裡的「我家就住在媽祖廟的後面，賣著香火的那家小雜貨店，……聽說他們挖走了家鄉的紅磚砌上了水泥牆，家鄉的人們得到他們想要的卻又失去他們擁有的，門上的一塊斑駁的木板刻著這麼幾句話，子子孫孫永保佑，世世代代傳香火，啊，鹿港的小鎮」。
這樣具有古老文化象徵性的鹿港小鎮，如果因為跨國公司的化學工廠而破壞，那鹿港就萬劫不復，而台灣也永遠失去象徵的香火了。現在，鹿港在地的人要站起來反對。
報館同意我的採訪申請：出差五天，停留到端午節，看完鹿港的划龍舟活動之後。因為據說，端午節會有許多保護環境的活動，這是反杜邦的高潮。
就這樣，我和鍾喬才能站在鹿港旁邊的廟裡，和老人家聊天。在下午的驕陽下，喝著廟裡的「奉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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