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金財/佛光大學公共行政與國際事務學系副教授
近年台灣社會討論「疑美論」，一個核心問題始終是：如果中國對台發動軍事攻擊，美國究竟會不會出兵？然而，美國民眾是否支持協防台灣，同樣影響美國政府採取軍事行動的國內政治空間。尤其川習會後，美中建立建設性戰後穩定關係後，若逐步由高度競爭走向「競爭有度、分歧可控」，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威脅認知與直接軍事介入意願，仍可能繼續變化。
我們先比較雷根總統基金會暨研究所（Reagan Institute）、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及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2024至2026年的調查，可以發現一個看似矛盾的現象：美國社會普遍認為台海安全與美國利益相關，也多數支持軍援、經濟制裁等方式援助台灣；但一旦涉及「直接派遣美軍參戰」，支持程度便因調查機構及題目設計，而產生相當大的落差。
一、三大民調的年度數據：從三成多到六成以上
首先，雷根研究所的調查呈現相對較高的協防意願。2024年11月調查顯示，若中國入侵台灣，48%美國民眾支持投入美軍協防，37%反對；相較之下，2022年為43%、2023年46%，形成43%→46%→48%的逐年上升。2024年另有61%支持增加台灣附近的美軍部署、55%支持增加對台軍售，顯示直接派兵的支持度雖低於軍事部署與軍售，但已接近半數。
2025年雷根研究所的數字進一步提高。11月「國防調查」顯示，60%支持美國派兵協助台灣抵抗中國入侵，27%反對；77%認為中國入侵時由美軍防衛台灣具有重要性，71%支持增加軍事裝備、70%支持將航空母艦等美軍資產調往附近地區，62%支持建立禁航區。換言之，雷根研究所2024至2025年直接派兵支持度由48%上升至60%。
雷根研究所2025年夏季採取另一種問法，詢問若中國「入侵或封鎖」台灣，是否支持美國採取軍事行動保衛台灣，結果高達70%支持；在向受訪者說明半導體、盟友安全及美國國際信譽等理由後，更提高到78%。這顯示「採取軍事行動」與明確詢問「派遣美軍」本身，就可能產生約十個百分點的差距。
其次，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呈現的則是相對謹慎的美國民意。2024年只有36%支持中國入侵台灣時派遣美軍協防，約58%反對直接軍事介入；但74%支持運送糧食與醫療物資，59%支持提供武器。2025年派兵支持度由36%提高至43%，反對者仍有51%；支持美國海軍突破中國對台封鎖者，則由2024年的37%提高到2025年的47%。因此，美國民眾對「援助台灣」與「美軍直接參戰」具有明顯層次差異。
至2026年，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7月調查顯示，支持美軍在中國入侵時協防台灣者降為38%，共和黨41%、獨立選民38%、民主黨37%，三者差距並不大。與2025年的43%相比下降5%，也低於2021年曾出現的52%高點。同一調查發現，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由2024年的26分升至2026年的39分，認為中國領土企圖構成美國「重大威脅」者亦有所下降。對中國威脅感知降低，可能是理解直接協防台灣支持度變化的背景因素之一。
最後，皮尤研究中心則不能直接拿來形成「派兵」時間序列，因為其題目有所不同。2024年1月，75%美國人認為中台緊張情勢對美國國家利益重要；到了2024年9月，在是否應向台灣提供軍事援助方面，36%表示應該、26%表示不應該，34%不確定。2025年9月則變成32%支持提供軍事援助、28%反對，36%不確定。也就是說，即使題目只是「軍事援助」而非「派兵作戰」，皮尤調查仍顯示美國社會存在相當程度的猶豫。
二、民意差距大關鍵在「派兵」、「軍事行動」與「軍援」概念並不相同
三個機構最值得研究之處，不是誰的數字「最正確」，而是為什麼數字差距如此明顯。雷根研究所具有「以實力求和平」（Peace Through Strength）的研究傳統，其國防調查經常把台灣問題置於美國全球領導、軍事實力、中國威脅及盟友安全架構中。因此，當受訪者被提示半導體供應、亞洲盟友安全、美國國際信譽等理由後，支持軍事行動者由70%提高至78%，顯示戰略資訊及問題脈絡可能影響回答。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長期採取較固定的危機情境題組，把援助方式拆成不同層級，因此特別能看出「介入階梯」。2025年若中國入侵台灣，77%支持運送糧食及醫療物資，71%支持經濟與外交制裁，63%支持增加武器及軍事物資，47%支持美國海軍突破封鎖，最後只有43%支持派遣美軍作戰。這呈現非常清楚的規律：美國民眾並非完全不願支持台灣，而是介入成本及美中直接戰爭風險愈高，支持率通常愈低。
皮尤的特色又不同。它沒有預設美國必須「保衛台灣」，而是讓受訪者在「應提供、不應提供、不確定」之間選擇，因此2025年出現32%支持、28%反對、36%不確定。這個「不確定」相當重要，它說明部分美國民眾對台海議題尚未形成穩固的政策偏好，不能簡單歸類成「支持台灣」或「反對協防台灣」。
三、從高度競爭走向管理競爭：川習會可能改變美國民意的安全情境
2026年美國民眾協防台灣意願的變化，還必須放回川習會後美中關係調整的背景觀察。2026年5月川普訪中後，美中領導人即同意建立「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9月23日至25日習近平訪美，雙方進一步將其界定為「基於尊重、公平、對等的中美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並就經貿、人工智慧、禁毒、危機溝通及國際安全等議題形成合作安排。
這顯示美中關係並未終止戰略競爭，而是呈現由高度對抗與極度競爭，逐漸轉向管理競爭、控制分歧、防止衝突並選擇性擴大合作的趨勢。美中官方文件均確認「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的新定位。
這種關係氣氛的改變，可能影響美國民眾對中國威脅與台海戰爭風險的主觀判斷。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會2026年調查中，美國民眾對中國的好感度回升，而支持美軍協防台灣者由2025年的43%降至2026年的38%，兩者至少在時間上同時出現。
然目前尚不能據此建立川習會後，會導致協防支持度下降的因果關係，尤其芝加哥調查是在7月進行，早於9月習近平訪美。較適當的解釋是，2026年以來美中互動趨於和緩、威脅感知下降與直接軍事介入支持度降低，共同構成新的民意環境；9月川習會則進一步制度化這種「競爭仍在、衝突受控、合作增加」的關係方向。
四、台灣社會應理解支持台灣，不等於願意為台灣作戰
儘管三家民調數字差距很大，仍存在若干共同趨勢。第一，美國民眾普遍承認台灣問題具有一定程度的美國國家利益。皮尤2024年有75%認為中台緊張對美國國家利益重要；雷根研究所2025年則有75%認為台海戰爭攸關美國安全與繁榮。換言之，台灣確實並非美國民意中的完全邊陲議題。
第二，非直接作戰型援台措施的支持度，通常高於直接派兵。軍售、人道援助、經濟制裁及增加區域軍事部署，比較容易取得多數支持；一旦進入美軍直接與解放軍交戰，支持度便明顯下降。芝加哥2025年的43%與2026年的38%，尤其清楚反映這項限制。
第三，美國民意並非固定不變。2024至2025年間，芝加哥調查的派兵支持度從36%升至43%，雷根調查則從48%升至60%；但芝加哥2026年又降至38%。美國民眾是否支持軍事協防，可能受到中國威脅認知、美中關係、總統政策、國際戰爭經驗及問題設定等多重因素影響，而不是一項永久不變的「美國會保台」承諾。
從台灣角度而言，三套民調最重要的啟示，是不能只挑選最高或最低的一個數字證明「美國一定會救台灣」或「美國一定不會救台灣」。雷根研究所2025年的60%派兵支持與芝加哥2025年的43%，相差17個百分點；若再使用雷根夏季較廣義的「軍事行動」題目，更達70%。這種差距本身即說明，美國民意高度受到問題措辭、危機情境與介入成本設定影響。
更重要的是，民意支持並不等於美國政府的法律義務，也不等於戰爭發生時的實際決策。美國是否軍事介入，仍會受到當時總統、國會、軍事態勢、盟國立場、中國攻台方式、核升級風險及美國國家利益等因素影響。民調比較能回答的是「美國政府可能擁有多大的國內民意支持政治空間」，而不是預測美軍必然出兵。
職是，台灣社會對這些數據較適當的理解是：美國社會對「支持台灣」具有相當基礎，但對「為台灣直接與中國作戰」仍存在明顯保留。因此，台灣安全政策，就不宜建立在單一「美國是否出兵」的二分命題之上。支持台灣、援助台灣、武裝台灣、威懾中國與直接為台灣作戰，是不同程度的政策選擇。這須分開觀察，始能掌握美國社會對台海安全問題的複雜態度。若美中建設性戰略穩定關係趨於緩和穩健、美國社會對中國威脅認知也下降，相對為台而戰民意基礎也會趨下滑；反之，則有可能增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