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寧默/政治大學博士候選人
作為二戰的主要責任方，德國在戰後旗幟鮮明地防範、壓制極右翼政治勢力的發展。自歐盟誕生以來，德國則致力於主導歐盟開放多元的經濟與社會政策；2015年，推出Wir schaffen das（我們能做到）的開放邊境政策，允許敘利亞等戰爭難民，不經登記即可直接進入德國；德國接收難民超過百萬，同時推動歐盟統一的庇護體系（GEAS）政策，要求各國共同分擔難民，維護申根區自由流動。
此外，打破傳統國籍法血統主義原則，德國引入出生地原則，廢止移民兒童國籍二選一政策，推出技術移民藍卡，縮短入籍年限。可以說進入2000年以來，德國在開放邊境與放寬入籍領域，走在了歐洲的前列；而在接收難民、技術移民領域步伐之大，甚至超過密特朗時期主張「世界主義」的法國。
與法國不同，德國的開放邊境政策，自始即具有強烈的經濟功利特性，與法國普世性、善待已經抵達境內的人、崇尚家庭團聚的共和主義價值觀不同。自其二戰後開放土耳其移民建設經濟，德國移民政策目標，在主張多元主義同時要求移民融入德國社會。相比法國的普世主義、重視家庭，新移民普遍認為在德國生活文化上也更加孤立。因為，過度強調移民的經濟貢獻，言外之意是「當移民不再被需要時可以被拋棄」，為右翼的「再移民」埋下隱患。
AfD連下兩州 德國極右開創歷史
2026年9月，傳統東德兩州選舉震撼歐洲神經。9月6日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和9月20日梅克倫堡（前波美拉尼亞州）選舉席次位列第一。德國另類選擇黨（Alternative für Deutschland，簡稱AfD）在薩克森-安哈爾特州，距離過半僅差三席，但自此德國極右翼政黨選贏席次，創下戰後以來的記錄。
AfD在德國兩州史無前例的選情勝利，引發德國內外警覺，許多不同主張的政黨，紛紛出來譴責、切割。德國傳統政治力量基民盟/基社盟（CDU/CSU），堅決捍衛防火牆，不與AfD尋求合作或聯合執政；社民黨（SPD）也明確拒絕，其中包括一些傳統中左與左翼政黨，如綠黨、左翼黨，在兩州均加入防火牆陣營。其他國家的傳統右翼（保守中間偏右選民）也開始與AfD切割；法國勒龐領導的國民聯盟與AfD保持距離，將AfD逐出歐洲議會認同與民主黨團，義大利兄弟黨、奧地利自由黨也與之劃線。
讓歐洲傳統甚至激進右派害怕的是，AfD的血統論和「再移民」論調。AfD對「再移民」的公開論述是，在現行法律框架下對非法移民、犯罪移民和極端分子的強制驅逐，難民保護時間限制、鼓勵自願回國、收緊庇護與國籍法。2023年媒體曝光了AfD更激進的「再移民」內部版本，構想將擁有合法居留權和二代移民以「同化不充分」為由，推動其離境或將數百萬移民轉移至北非第三國，審查已入籍移民的身份等，其激進程度令其他國家的右翼政黨難以接受。
新經濟局面 中產危機與東德暗流
作為歐洲經濟引擎，德國模式擁有三大支柱：出口製造業、廉價能源和穩定的中產/技術工人，然而這三者如今已被動搖。俄烏衝突後德國切斷俄羅斯廉價能源，推高了成本並波及製造業，動搖中產階級。2025年德國GDP增速僅0.2%，2026年預計為0.5%。
值得注意的是，AfD領先的兩個地區均屬傳統東德；兩德合併後東德經濟與西德長期存在差距，由於起步較晚，這些州對外國人吸引力不如西德，除了柏林外，東德往往意味著更單一的社會形態、更少的移民和難民，然而這些州率先向右轉。究其原因是長期經濟發展差距、人口流動、工作機會有限，發展不平均也是推動選民走向極端化的重要因素。
切割、防火牆與選民的反叛：誰能代表人民
回看歷史，1933年1月30日，興登堡在保守派遊說下任命希特勒為總理，菁英對限制和吸收這位魅力（克里斯瑪Charisma）式領袖具有信心。兩個月後，《授權法》通過，保守派拆掉了對魅力領袖的限制。歷史的教訓真大，戰後德國制度設計在嚴密防堵極右翼，但憲法保衛局對極右的監控、政黨取締機制、主要政黨推出不合作防火牆計畫，均為針對歷史教訓的回應，卻無法控制AfD的發展。
隨著AfD贏面變大，局面變得吊詭，AfD贏下越多州，反而說明了體制不接納，外界反對AfD的聲音和AfD在部分地區的選票衝高，形成鮮明對比。AfD究竟是危險的極右翼、狂熱民族主義者還是新時代的愛國者？不同選民答案大相徑庭；但勝選者無能組閣，強化了主流政黨背叛選民的事實。防火牆防的是所謂的極右，還是陷入困頓走投無路的選民？德國民主並沒有更好的答案。
左翼的激進開放、傳統右翼都令人失望，中產階級搖搖欲墜，三者都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的難題，最方便的方式就是重新定義「我們是誰」。而AfD給出了清晰的答案：民族、國家、共同體。
解決經濟困局，是否需要定義「我們是誰」？
AfD的擴張顯示了在歐洲戰後多元主義框架下，傳統民族國家敘事的危機。在近代，歐洲將單一民族國家或主流民族國家，視為先進的象徵，推動世界範圍內多民族國家的解體事業。
雖然，一方面，戰後德國的實用主義精神，帶來以土耳其為主的移民工人群體，促進德國經濟快速復甦走向繁榮；但另一方面，德國以哈伯瑪斯式憲法愛國主義，規範了「我們是誰」，基於建立在對憲法原則的忠誠，而非血統與文化。在經濟向上的多數時期，實用主義加憲法精神運轉良好，移民被認為受到歡迎，並且無需自證忠誠和背叛原生文化。德國認同向著更廣闊的歐洲認同、法律認同邁進，而如今這台機器的運轉逐漸走向又卡又頓。
修復德國經濟最緊迫的任務是能源、投資和勞動力。為了支持烏克蘭抗擊俄羅斯，廉價的能源已經被部分放棄，投資依賴財政，勞動力則深度依賴移民。過多的移民，讓德國傳統工薪階層和中產階層均感受到威脅，移民犯罪、移民暴力和非法滯留，也成為媒體報導的焦點，挑動德國選民敏感的神經，這種威脅直接告訴選民不能再等了。即使AfD宣稱要讓身心障礙兒童、移民兒童與正常兒童分開上學，宗教歧視（主要針對穆斯林群體）、淡化納粹罪行、擴張警察權力，這些潛在不安卻未能改變選民心意。
「我們是誰」的問題，始終在德國以幽靈的形態出現，民族主義最終以拯救經濟的口號湧現。極右崛起不僅是左翼能量的不足，更是傳統右翼軟弱的表現，如果傳統右翼能夠接住經濟、財政、移民的種種問題，德國並不會走向利用重新定義「我們是誰」的方式拯救經濟。
AfD崛起標誌戰後德國實用主義的破產，到底是真正擁抱多元主義，還是保持民族主體性，是以基民盟為主體的右翼，為了選票長期逃避的議題；問題不會消失，只會被最會動員和利用恐懼的派別利用，而處於恐懼中的選擇，往往是歷史中最差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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