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瑞雄/台北商業大學前校長
最近因為中東問題導致學生抗議和校長辭職的哈佛大學決定將其機構發言內容限制在與其教育核心直接相關的事務上，雖然目的在盡量避免爭議，但這是否顯示了哈佛的趨向保守？一方面，大學在發表涉及其專業領域外公共事務的正式聲明時保持克制，可被視為一種堅持學術和追求知識的原則立場。但是這種所謂的中立政策降低了哈佛在對與其教育使命密切相關的重大社會問題方面的道德權威和影響力。
哈佛新政策的理由是基於大學的根本目的是透過自由探究、辯論和權衡各種科學證據來追求真理。避免在其核心職能之外的公共事務上發表正式立場，可以保持其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誠信和公信力。大學領導意識到，如果就超出其機構專業領域的公共事務發表聲明，可能會損害大學的公正性，並可能疏遠持有不同觀點的多元化社會大眾。
支持這一做法的人認為，哈佛作為一所大學，不應從事制定和推廣特定政治或意識形態立場的工作。大學的職責是營造一種有利於開放討論、批判性思維以及通過嚴謹的學術方法追求知識的環境。避免就複雜的社會問題發表正式聲明，哈佛可以保持一個中立平台，讓教師、學生和研究人員進行公正的學術研究、教學和交流，而不會受到大學發言的不當影響或約束。
但是反駁的觀點認為，採取在重要的社會問題上保持緘默的政策，使哈佛放棄了作為著名學習和腦力激盪機構應負有的道德責任和影響力。作為一所卓越的大學，本身就承擔著對社會重大事件發揮引導作用，並參與討論的道德義務，即便這些事務可能和大學的教育目的無直接關係。
在大學悠久的歷史中，哈佛常常走在重大社會和政治運動的前端，塑造公眾話語，推動積極改革。現在對於極為重要的社會問題保持沉默，哈佛將有可能削弱其作為推動社會進步和參與的催化劑功能，並減輕其在學術界之外的相關性和影響力。
許多社會問題，從氣候變遷到社會正義到全球衝突，都與大學的教學、研究和傳播知識的核心功能息息相關。因此在大學的發言與公共事務之間保持嚴格區分，可能不切實際，尤其是在一個日益相互關聯和複雜的世界中。
另外哈佛的中立政策可能被視為一種特權式疏離，使大學與更廣泛的社會所面臨的嚴峻現實隔離開來。置身於有爭議的社會辯論之外，哈佛可能會無意中強化現有的權力結構，助長系統性的不平等，從而損害自身所宣稱的致力於多元化、包容性和促進人類福祉和知識進步的承諾。置身於多元的社會中，大學的角色需要權衡普世價值和原則，並考慮大學的社會責任。雖然大學維護其作為高等教育機構的完整性、公信力和公正性的願望是可以理解的，但大學也必須努力履行其道德和社會責任，對社會的不公不義發出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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