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泰順博士/中華戰略學會資深研究員
國會改革五法三讀通過，行政院對此提請覆議。根據中華民國憲法，行政院若認為立法院所通過的法案窒礙難行，可經總統核可後提請立院重新表決是否維持原議，通稱之為｢覆議權｣（veto power）。此一設計乃源自於美國三權分立體制，由於領導行政體系的總統由全民選出，國會議員則由各地選區產生，選區與選民不同，兩者對議題看法當然容易出現分歧，尤其彼此政黨屬性若不同，對立情況將更嚴重，故設計覆議權讓行政可以迫使立法審慎考量。
行政與立法的分歧既然難以避免，行憲兩百餘年來，美國歷任總統對覆議權的動用，也確實沒有少見。小羅斯福總統在12年任期內，共發動了635次覆議，為各總統之冠；川普任期四年，也曾有兩次覆議的紀錄。如同美國立憲者所言，覆議權乃行政體系捍衛部會利益的工具，不值得大驚小怪，也不必將動機喧染得多高尚。（The primary object of the [veto power] of the President is not to protect the general interest, but to defend his own department.）
橘逾淮而為枳，覆議權到了台灣就完全走了樣。由於對覆議邏輯的一知半解，1997年的第四次修憲竟將立院反覆議門檻，由原先的三分之二降到二分之一，使得立院通過反覆議比創始制度的美國容易許多（美國須兩院同時三分之二支持才得反覆議）。如此一來，居立院多數的在野黨若團結一致，立院便可能成為政策的實際主導者，因為行政院要覆議成功，概率並不高。這是為何，國會改革五法只是立院強化內部運作的努力，但行政院不僅提出覆議，甚至還廣泛動員網軍與側翼、發動群眾包圍立院、污衊對手是中共同路人、還指名幾位立委威脅發動罷免、並將展開全國宣講等。立院強化自身運作的法案，竟引來行政院如此大動干戈不惜割裂社會也要覆議。或許執政黨擔心的，是未來行政權的一蹶不振。
故而，美國行使覆議權能以平常心看待，台灣則被搞成政權保衛戰。行政院不敢明講過慣了行政獨裁的好日子，反而厚顏喊出覆議是為「護民主、反濫權」。殊不知，此一口號根本與民主發展的歷史事實背道而馳。
立院的確有擴權的企圖，但民主的實現不正是國會不斷擴權的結果？自由主義啟蒙導師盧梭（Jean Rousseau），在王權高張的時代便已明言：人民要成為真正的主人，除非立法權能凌駕在行政權之上，否則就算有選舉民主也僅為表象。英國是自由主義的踐行者，自1688年的光榮革命後，國會便完全取代王權，成為英國的實際統治者。研習民主政治的人大概都聽說過：｢英國國會除了生男育女以外，可以做任何的事」。國會權力之大，稱之｢國會主權｣並不為過。今天台灣處處防範立院｢濫權｣，沒有實權的國會又如何｢護民主｣？
新大陸殖民地人民因不能選代表進入英國國會，憤而發動獨立戰爭。受苦於英國國會的專權，殖民地人民乃研擬三權分立體制，讓行政、立法、司法相互牽制，透過野心制衡野心達到保護民權的目的。但學者分析美國憲法，並不認為三權權力平均，因國會以全民代表自居，還是囊括了大部分的政府決策權。由於國會權力太大，為避免濫用乃設計參、眾兩院，使得國會決策能多些理性的論辯。國人羨慕美國的自由民主，但卻又受政客蠱惑，以包圍立院、反對立委找回國會議員應有的權力，台灣人的想法是不是很錯亂？
受到傳統儒家思想的影響，兩岸中國人都有支持行政權獨大的傾向，但常識告訴我們，這樣的傾向並不利於民主的穩固。台灣若真自詡為華人社會的民主燈塔，便應聽從學理的指引，讓國會具備應有的工具以發揮其功能，而不是因短視的政黨利益，肆意破壞國會的獨立與尊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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